孟、荀人性论比较及其当代意义

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各有其特定的人性概念内涵，既在理论形态上互相对立，又在逻辑意蕴上互相补充。立足于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来考察和比较孟、荀的人性论，对于我们正确评价其理论得失和深刻反思当代中国人性与伦理道德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比德于水谈孔、孟、荀之“道”

在孔、孟、荀之典籍中,有诸多关于水的论述。三圣以其独到的视角,以水之诸多物性折射、拟喻先秦儒家之"道",以水喻德,以约见博。以水之混混盈厚、源远流长喻道论之本源意识,皆以"仁爱、孝义"为修身之本;以水之奔腾东往、百折不回喻儒家达观、进取之力行哲学;以水之润泽万物、去污就洁之性喻儒家礼乐教化之社会道德。循着"修己以安人"的逻辑进路而成的孔、孟、荀之"道"正是作为内在德性文化的中华道统思想之核心价值。     

心性论的多元性与孟、荀“心性论”描述的非单一性

人性、人心都具有复杂性而不是单一的存在。孟子和荀子一正一反的主要设定,只是强调了人性、人心的一个方面。由于人性、人心的其他层面是无法否定的,结果就是孟子和荀子在主要的一种设定之下,实际上还用不同方式设定了人性、人心的另一个层面。这从他们人性论的基调上看似乎有矛盾,但从客观事实上看却并非如此。孟子和荀子都在性善论、性恶论的基调、主调之下,同时承认了人性、人心中还有与之不同的另外的方面,承认心性具有二重性。     

中庸之道新解——从孔、孟的权变思想看中庸之道

权变和适度是共同构成中庸之道的基本方法论,是不能或缺的。执两用中是实现中庸之道的重要途径,但是,没有权变的执中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中庸;权变是解决仁和礼、情和理矛盾冲突时的重要途径;儒家倡导的道义是衡量权变正确与否的最终价值尺度。     

从孔子弟子到孟、荀异途——由上博竹书《中弓》思考孔门学术分别

上海博物馆竹简《中弓》印证了中弓和荀子之间的学术联系。它和其他出土文献资料一起,说明了孟、荀学术渊源的不同。因此,对它的相关研究可以使人们认识孔子弟子继承和发展儒学的一条清晰脉络。     

从孔、孟、苟引诗、说诗看儒家《诗》的经学化进程

先秦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孔子诗学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学注重礼与实用性;孟子诗学则着眼于政教性,推动了儒家诗学向经学化方向发展;而荀子诗学强调宗经、徵圣、明道,标志着儒家诗学经学化的基本形成。     

试论孔、孟、荀的道德主体自觉论

试论孔、孟、荀的道德主体自觉论黄开国，明开华孔子、孟子、荀子是先秦三位最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所面临的课题也不同，因而，三人的思想各有独特的内容。但是，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仍有诸多一脉相承的地方。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伦理的...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天道、天民与全球社会——基于“宇宙公民”理念的个体主义的天下主义论纲

当代中国天下主义之争,发展演变为两种类型的学说:一是以传统礼制的现代转型为标志的天下主义,一是以心性通达天地构成个体自主和因为感通而达致人类社群这样一个二元一体的以个体自主为本的天下主义。个体之所以能成就本体性的自由平等,皆因它秉承天道下贯的属性,这是思孟以来儒家心学思想的命脉。孟子以"天民"即宇宙公民概念确认一种个体存在,它是在道德维度而不是等级层面确认个人身份价值的概念,它的现实载体以"士"为表征,最高则达到"同天"之境界。这个理念由此确认个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尊严和自由、平等,超越中国传统社会之身份和伦理构成的文化观念,以此构造现代民主和法治的道德性基础。"天民"概念可以使我们基于人格的平等建构所有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尊严,同时依据个体才具的差异构成现实社会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不同机制和状态。同时,宇宙公民的道德感通属性,能够在人类天下主义的轨道上推进两点:第一,凭依"良知"观念趋向于与世界其他宗教文明的沟通;第二,以士君子群体的扩展为全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发展构架社会基础。     

重新认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孔子总结和发展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孔子的用意在于为风雨飘摇中的统治者寻找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但这种统治模式直到荀子时代做了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到战国末期,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这些内容在一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     

论孟子“好辩”的话语依据及来源

孟子把自己好辩的原因归结为对杨朱、墨翟等人的批判,这使他为战国儒家赢得了好辩的名声,但孟子的这种解释无法回答为什么他在儒家内部以及与时人经常辩论。因此,孟子的好辩来源于多个方面:其中有对杨朱、墨翟之言的反攻,也有对当时知识界特别是稷下学宫论辩之风的吸纳,更有齐地好辩风俗的影响。与稷下学宫的利口善辩者相比,孟子的善辩在方法上还稍显逊色。当然,孟子的好辩并非仅仅为了取胜,其中更要受到儒家学说的制约。孟子对辩论的不得已态度,源于孔子对言辞功能的怀疑,而孟子对于辩论的开拓影响了荀子的立论方式。     

论先秦儒家的国家统一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国家统一问题都作过论述,孔子和孟子倾向于以"礼仁"为核心建立一个同西周王朝类似的等级秩序井然的一统国家,而荀子则倾向于以"礼法"为基础建立一个以封建君主为首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国家.三者的统一思想各有侧重,但都希望用非战争的手段赢得民众--包括敌方民众的支持,塑造一"吊民伐罪"的正义形象,进而推动统一的最终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尽管统一的手段多为武力方式,但是在统一的过程中,儒家的和平统一手段却是使用最为经常的,也可以说是武力统一方式实施前最基本的方式.     

论先秦儒家的尊贤思想

先秦诸子各派学说中都有对尊贤任能思想的强调,而儒家的尊贤思想尤具特色。孔子一方面从前代尊贤思想及实践中汲取养分,同时"尊贤"也是其仁学思想的必然要求,"举贤才"主张开拓出了儒家贤人政治的思想路线,他的私学教育实际就是一种培养贤才的实践;其后经孔门弟子、孟子、荀子的全力弘扬拓展,尊贤任能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理念,并一直贯穿在历代儒学发展的历程中,儒家由此形成个性鲜明的贤人政治传统。     

由族群而社群的儒学转向——论孟子“窃负而逃”与荀子“从义不从父”的理论意义

儒家极为关注人之价值的实现,表现为对成人之道的重视。儒家认识到人的存在离不开群体,人之价值的实现必须在群体中完成。儒家所谓群体主要包括家族群体与社会群体两个方面,对比而言,孟子较为关注人在族群中的意义,荀子则较为关注人在社群中的意义。孟子与荀子关于族群与社群的理论,不仅是孔子之后儒学衍化的两个方向,同时也是儒家群体理论的源头所在。     

思孟“五行”为何是“造说”?

思孟“五行”被荀子指斥为“造说”,在于其区分了“德之行”与“行”,即在道德的行为与合于道德的行为之间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当时是新说。荀子所不能接受或激烈反对的,正是这种全新的区分。“形于内”的“形”是“范型”“模型”之义。“形于内”是指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将道德观念型铸于内心的过程,也可指这一过程的结果——道德观念已内化于心的状态。仁德型铸于内心,仁行便有内在仁德作基础,《五行》篇将其称为“德之行”,以区别于没有内在仁德作基础的纯粹仁行。这是“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的确切含义。“诚”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在之意一致,强调“诚”意味着区分“德之行”与“行”。《中庸》的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诚”在道德评判中的意义,才会说“不诚无物”和“诚之为贵”。孔子不谈“诚”,表明其可能还未区分“德之行”与“行”。从孔子强调非礼勿视听言动,到《中庸》强调“诚”,《五行》篇区分“德之行”与“行”,再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可以看出儒家思孟一派道德关注点由外向内转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