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政权空前强大，“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将国家政权的末梢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社会，直至每个农民。这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对乡村社会强有力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将以往前发的各种形式的自治形式、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传统）给压制甚至扼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不仅仅是经营方式的改变，而且它一方面促进了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形成了新的利益主体和阶层结构；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权力分化，使乡村社会的自主性、独立性…     

"两山"理念的公共价值治理内涵与地方治理现代化

"两山"理念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从公共价值治理视角来看,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念,其实质就是公共价值治理.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明确发展的"绿水青山"价值取向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公共价值创造,实现发展理念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转变;二是协调不同发展理念及多元治理主体价值冲突,构建国家发展治理的伦理价值排序;三是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价值互动,激发政府等主体公共价值生产及创造能力等."两山"理念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构成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顶层指向,为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视野、路径及价值坐标.推动"两山"理念公共价值治理在地方的实践,需要确立"两山"理念作为地方治理的价值共识和公共价值创造目标;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治理格局,为"绿水青山"公共价值目标寻求广泛支持;建立能够推动"两山"理念公共价值创造的相关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等.     

Rethinking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ervices Policy

正在中国广泛试点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政策遇到始料未及的困难,凸显了未经农民参与和选择的良好政治意愿很难落实为可操作可持续的具体政策的难题。新合医政策在方案选择上强调大病为主,排斥社区预防保健,在运营、管理与监督上由政府越俎代庖,农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与国际经验和中国旧合医的经验都背道而驰。本文提出,新合医需要大幅度地调整政策,在服务内容上增加预防为主、防治合一的社区卫生服务,在治理结构和体制上,以政策鼓励农民自组织医疗合作社、成立县级联盟,在技术上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帮助农民组织制定方案,建立以农民组织为主体,与基层政府、卫生机构三方制衡的乡村卫生公共治理体系,但这必然会触动乡村组织的政治利益,未来的改革之路非常艰难。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体现,是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国家治理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的特殊性是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运用的重要平台。十八大以来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政府要充分转变职能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各领域工作,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略论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及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是由邓小平国家治理、国家发展战略思想上发展而来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进行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探索。邓小平国家治理的目标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善民生,实现小康社会。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在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强调"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经济的需要"。以"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以健全制度和完善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方法,以调动各方积极性来实现治国理政,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数字赋能及实现路径

数字化时代乡村治理要素呈现新的变化和特征。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数字中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伴随数字技术和数字理念持续深化，乡村治理主体、客体、过程等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乡村治理现代化迎来光明前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和理念，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亦存在一定的困境：传统既定思维与现代治理理念存在张力、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乡二元差距加大数字鸿沟、数字利维坦潜含技术异化风险等。为此，必须从培育数字型现代治理人才、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多方协作共治模式、推动数字建设回归服务本位等方面，清除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掣肘因素，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利益理论的传承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利益理论始终是以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为核心价值取向.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第一,不断拓展和丰富人民利益主体范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领导集体对人民利益主体范围的界定呈现出日益广泛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特性.第二,不断丰富和廓清人民利益的内涵.对于人民利益的具体内容,经历了一段从侧重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到利益多元化,关注切身利益的探索历程.第三,坚持和不断修正利益关系的处理原则.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提倡统筹兼顾多种利益关系,但也有所变化:由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发展到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共享利益的原则.第四,不断发展和完善利益分配制度.由主张平均主义分配,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当前更加注重公平分配.第五,不断探索和丰富人民利益的实现途径.由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直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高度重视改善民生.总之,中国共产党利益思想理论呈现出继承与创新的发展轨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     

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指导我们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大武器。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原则,社会治理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社会治理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第二,实事求是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实事",社会治理的关键在"求是"。第三,调查研究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法,社会治理要找准问题、有的放矢,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第四,全面协调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推动治理主体的协同共进,要推进治理客体的统筹兼顾。第五,开拓创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第一动力,要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打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