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命运以及反抗的悖论--《奥狄浦斯王》与“褒姒亡国”之叙事比较

《奥狄浦斯王》和“褒姒亡国”的故事在中国与古希腊各自的文化背景中都有深远影响。后世文学史家、批评家分别对它们进行过多次的批评与阐释,但少有人从比较的角度对两个故事进行研究。客观地说,两篇故事就其叙事方法和潜含的无意识心理等方面有较强的可比性。通过探究《奥狄浦斯王》和“褒姒亡国”的叙事模式、人物设置和矛盾冲突等方面,发现两个故事具备极为近似的逻辑结构和表达形式。并基于此,探讨出东西方民族对命运及其反抗的共同心理态度和其他相通的文化信息。     

《平家物语》中的苏武故事考论

日本军记物语中经常会引用或描述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但不是为了讲述中国历史故事,而是为了陪衬物语中的故事内容特意穿插进来的章节,因而其记述并不严格忠实于中国的文献史料。中国文献中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在物语中会被分解、重构或虚构,以适应物语塑造人物形象和情节的需要。日本历史上军记物语的著名作品、被称为"史诗"的《平家物语》,记述了日本平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借用了许多中国历史故事。从史料运用和日本的文学传承等方面来看,《平家物语》中的苏武故事突出反映了物语对中国历史故事进行借用或改编、分解的特点。     

褒姒灭周新论

传统和当代说法认为褒姒之于西周灭亡不是罪魁元凶,就是替罪羔羊。从传世文献和考古文字材料入手,分析西周王后在宫廷中的政治地位和活动,发现以王后为代表的西周贵族妇女在政治上、家族内部也具有较高的地位;并结合诗经等文献分析西周末年的社会情况,探究西周末期周王室与姜氏、东方贵族封国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认为褒姒不仅是周幽王的宠姬,更是其政治盟友和斗争工具,她积极参与了幽王派系与申侯势力集团的斗争,并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吴文昶新故事道路的现实意义

吴文昶的新故事道路,大约已历三十余年。其间虽不无曲折和艰辛,然而在他持之以恒的垦植与耕耘下,还是获得较多的成功和光荣。 随着他故事活动的频繁开展,故事创作的日益发展,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不仅他本人被誉为“故事大王”,而且他所在的桐庐县,也成为闻名避迩的“故事之乡”。 正是因为有吴文昶这样的土生土长的故事家和备受欢迎的故事文学作家,才使新故事在社会主义的艺苑中赢得一席之地,并且成为令人瞩目的奇葩。     

反抗绝望 树立中国的脊梁——《故事新编》新论

《故事新编》是鲁迅在创作中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这三个阶段里,鲁迅的思想由最初的激愤转入深沉的挣扎到最后发现和树立中国的脊梁人物,《故事新编》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并以一种貌似后现代的方式揭示中国历史文化的本质和真相,反抗绝望。     

设计文化学语境下《聊斋志异》插画风格演变研究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鬼怪狐妖小说的巅峰,天马行空的故事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于插画的创作是非常可贵的。整篇文章以设计文化学为基础,对《聊斋志异》插画的发展进行研究。运用设计文化学三大观分析《聊斋志异》插画设计风格的演变,以及在现代技术影响下延伸出的新的创作方式,解析推动《聊斋志异》插画风格的创新因素等,并从设计文化学的角度对《聊斋志异》插画未来的创作进行展望。     

《任氏传》中妇女形象的意义

狐妖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唐代其面貌已有明显改观.作为唐传奇的压卷之作,<任氏传>开辟了人狐恋小说的先河.狐妖任氏的美丽善良、聪明机智,对爱情的忠贞不二,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从总体上看,作品着意突出狐妖任氏人性化的一面,借写狐妖来写入,已具备了有意创作小说的自觉意识,在艺术上发展得比较丰富和成熟.<任氏传>的成功,标志着狐妖小说沿革至唐传奇时已经摆脱了创始期的那种幼稚状态而逐步走向成熟.     

新故事的政治意义和艺术特色

一新故事产生于革命战爭年代。群众中流传的关于革命领袖、红军、抗联等故事,可以看作是新故事的开端。全国解放后,新故事逐步多了起来,一方面是就地取材,现编现讲,而后逐渐定型为新故事;另一方面就是把作家的优秀作品加以改编,使之能够讲述,在群众中流传。但使这一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还是在一九五八年。那时各地出现了賽故事会,生活中大量的新人新事就在群众创作的新故事中得到了表现,有关文艺部门又对此加强     

两种不同的命运观念——褒姒神话传说与俄狄浦斯神话传说之比较研究

褒姒的神话传说贯穿着中国古代的命运观念,俄狄浦斯的神话传说贯穿着古希腊的命运观念,两种命运观念之间既有惊人的一致之处,又有根本性的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反映了命运的不可逆转的必然性特征以及由此所决定的重要故事情节的一致性,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命运与道德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对于命运的态度。     

中日民间目连故事及目连文化比较

公元三世纪中叶,随着印度《佛说盂兰盆经》传入中国,目连救母故事开始在中国民间流传,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目连文化。中国化的目连故事和目连文化至迟于公元七世纪中叶东传日本,从此便在日本广泛流传。中日两国目连故事和目连文化,虽然在诸多方面有相同或相近之处,但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民族习俗等不同,因此两国的目连文化存在着内容涵盖、艺术品类、历史走向等的差异。     

论参孙故事的原型及变体

文章对参孙故事的原型及两个代表性的变体<斗士参孙>和<参孙的复仇>的创作意图、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异同及内涵进行了论析.     

《故事新编》三题

与《呐喊》、《彷徨》重在揭露和批判不同，《故事新编》意在建构和模塑——建构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模塑理想的人格。但由于建构和模塑的艰难和对自己建构和模塑的结果和后果的毫无把握的惶惑心态，使其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及理想人格的创建不自觉地发生了偏移，并直接导致了《故事新编》中创作主旨的偏转和“油滑”的产生。     

《故事新编》三题

本文认为,与《呐喊》、《彷徨》的重在揭露和批判不同,《故事新编》意在建构和模塑——建构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模塑人格精神。但由于建构和模塑的艰难和对自己建构和模塑的结果和后果的毫无把握的惶惑心态,使其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及理想人格的创建不自觉地发生了偏移,并直接导致了《故事新编》中创作主旨的偏转和“油滑”的产生。     

《故事新编》——中国现代杂文小说论

鲁迅先生一生著作丰富,小说创作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人们回顾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成就时,无不推崇《呐喊》和《彷徨》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奠基作用,而惟对《故事新编》这部新奇的小说集却仍多疑惑,争论不休。 《故事新编》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集?应怎样评价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贡献? 《故事新编》中的八篇作品大致是在前后两个时期创作。《补天》、《奔月》、《铸     

孝子伯奇故事演变考

史籍记载中有两个伯奇,即孝子伯奇与食梦神伯奇。其中孝子伯奇故事,正史之外处于不断演变中,从汉到魏晋南北朝,记载越见详细,越见离奇,最后从仁慈孝子形象演变为恶鸟伯劳形象。即使如此,两个伯奇,至少在东汉前属于不同的系列,并未合流。     

论小说创作的艺术构思

构思是小说创作的孕育阶段,包含许多微妙的心理机制和复杂的心理活动,直接决定着小说创作的成败。文章对题材的选取、主题的提炼和故事的虚构几方面进行了阐述。     

古代小说中韩愈故事的演变及韩愈形象的创造

在古代小说中,韩愈故事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中晚唐五代阶段,发展取向不明朗,但为后来的韩愈故事做了铺垫;宋明阶段,韩愈故事呈现出浓重的仙道色彩。小说中的韩愈形象是作家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发挥、创造的结果。他是一个"多重复合型"的文学人物,一个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丰富的哲理内蕴及人生启迪意义的文学形象。从"韩学"研究的角度说,古小说及俗文学中的韩愈故事与韩愈形象,承载着历史文化名人韩愈对后世产生影响的重要信息,这是"韩学"研究者所不应忽视的。     

关于百团大战的几个问题

“百团大战”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得到了宜昌战场正面作战的直接配合,而百团大战对敌交通干线的凌厉攻势又沉重打击了日军,吸引了日军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百团大战使日本被迫放弃对中国的速决战略,从而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发动。百团参战并非事先确定,而是大战发动后才形成的,说明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着抗日的高度自觉性。对百团大战应分阶段考察,前两个阶段系战役进攻,第三个阶段实际上是反“扫荡”作战     

故事与潜故事：川端康成《雪国》新解

在川端康成《雪国》中,除了显现于文本表层的岛村和驹子之间的爱情邂逅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潜故事,那就是驹子和行男之间的爱情悲剧。这个潜故事同文本表层故事直接矛盾,不仅揭露了文本表层的主观性叙事是＂不可靠叙事＂,还对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审美意象、话语意义和主题结构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的由来及流变

在民间,薛仁贵征东故事广为流传。故事中,塑造了薛仁贵及其征战的主要对手、高句丽名将盖苏文的形象。薛仁贵和盖苏文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见于正史。但这两位英雄人物的知名度却是由于俗文学的不断加工树立起来的。做为故事的主人公,已完全脱离信史,成为虚构创作的形象,被赋予浓厚的传奇色彩。薛仁贵、盖苏文故事源远流长,自宋元以来,形成了俗文学中最完整的“全方位”系列,包括平话、词话、杂剧、传奇、演义、地方戏曲、京剧等多种体裁,是研究俗文学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典型,其学术研究价值弥足珍贵。然而迄今为止,对于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文全面介绍并剖析历史记载及俗文学中薛仁贵、盖苏文故事的各种文献资料,探讨其来龙去脉,并分析故事体裁、主题及象征形象的嬗变,对于薛仁贵、盖苏文故事在中国俗文学发展史中所占地位给予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