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研究

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与经营一般商品的企业不同.由于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信息披露问题至关重要.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揭示了上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性.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存在标准不一致、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等问题,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强化对上市银行的市场约束,提高上市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与信息透明度,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有着积极的作用.     

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探讨

我国证券市场仅经历十年左右的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及经济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我国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机制与要求上的不甚完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体制中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资本市场与信息披露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是决定财务会计目标的重要因素。在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财务会计目标宜采用兼顾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思路。会计信息的披露形式主要是年度报告与中期报告,它们的子目标应有所不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快,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成为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为促进市场有效性而要求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企业对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又存在着矛盾。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探析

提升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已成为相关主管部门和监管当局对资本市场完善的一项战略安排。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指企业管理层依据一定的标准向外界及时披露本单位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评价的信息,以及披露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报告审核评价的信息。本文探讨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机理等问题,分析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现状,并提出从创建诚信的企业文化、明晰披露责任主体、完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等方面来提升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研究——基于全流通视角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连接证券市场资金供给与需求双方的桥梁,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决定着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但如何度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未达成共识。股份全流通后,我国资本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给监管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而建立一套完整的信息披露质量评价制度是实施监管的基础。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价需要从组织层面和技术层面构建全流通环境体系。     

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余年的不断探索和总结,在借鉴美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一套多层次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一、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性质     

福建省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披露评价

智力资本是新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源.利用福州大学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指数(ICDIFZU)对2020年福建省A股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水平进行测度、评级与比较分析,并构建智力资本信息披露价值成分股票指数(ICD30股指),可考察智力资本信息在资本市场上的动态定价能力.研究表明:当前福建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总体不高,不同公司间的披露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上市公司对结构资本信息的披露多于人力资本信息,集中于监管政策强制性要求披露的项目,自愿性披露少.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还与企业产权性质、财务和治理特征以及行业特征密切相关,且评级在C级及以上的公司大部分分布在厦门、福州与泉州三地.此外,ICD30股指较为稳定地跑赢沪深300指数与福建板块指数,这说明智力资本信息已经成为重要的资产定价因子.     

上市公司交易信息披露制度探析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监督规范化体系的核心和基本原则。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主体和细胞,其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及程度对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持整个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我们分析比较国外有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法规,结合我国上市公司交易过程信息连续披露制度的法律法规及信息连续披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对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一些思考。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探讨

加强信息披露是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上市银行必须履行的一项强制性法定义务。对照国际银行业的通行标准和资本市场的监管要求,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机制仍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所以建构一个科学务实的银行披露机制也是我国国有银行改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股权众筹信息披露制度悖论下的投资者保护路径构建

信息披露制度历来扮演着投资者保护的功能,也成为我国股权众筹制度中保护投资者的首要选择。但域外经验表明,放松披露管制从而推动低成本融资趋势下的股权众筹市场,强制信息披露制度远不足以解决投资者保护的重任。鉴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信用环境、信息披露的成本高企与投资者识别信息的弱势,监管思路不妨弱化高标准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事先路径,选择强化中介责任及制定合理投资额上限,并确立由法院根据“投资决策标准”认定是否构成欺诈的救济方式,来构成投资者保护路径体系。     

竞拍者的策略性信息披露

在竞拍中,如果信息泄漏时,对手能够利用相关消息提高获胜机会,导致竞拍者蒙受损失.本文考察了当竞拍者类型存在差异时,不同拍卖机制下,异质竞拍者的策略性信息披露动机及其对于竞争对手与卖方的影响.我们发现,一级价格拍卖中,低类型竞拍者策略性地披露自己的部分信息,会通过诱致高类型竞拍者策略性降低报价从而降低拍卖的竞争程度而使自己获益,这降低了卖方的期望收益和配置效率.而二级价格拍卖并没有这种策略性行为.因此,一级价格拍卖中,竞拍者会可以通过策略性披露某些消息获益.此时,卖方利益受损.因此卖方可以通过使用二级价格拍卖避免这些方面的损失.这对于我国国有资产转让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环境分析——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为例

对于立法背景的追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认识立法目的和法律条文,也有助于该立法将来辅助、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施行。拟将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之际的立法环境进行剖析,从国家推进信息化建设、完善信息化立法、推进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建设等背景分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环境,从而能更好地认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政府信息公开进一步的立法有所裨益。     

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论析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我国环境信息的公开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动公开环境信息方面。这种政府主导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模式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存在明显不足,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予以完善。未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应以公众参与为本位,除了健全和落实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之外,还要注意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     

财务信息披露过程的公平性分析

利益相关者对信息披露过程的关注集中在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导致公平性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由于物质基础决定信息披露过程公平性,因而成本效益原则是分析财务信息披露过程公平性问题首要因数,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分别分析财务信息披露过程公平性的四个角度,即分析其主体方面、客体方面、渠道方面以及内容方面的公平性问题。     

公司治理视阈下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

我国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质量不高,许多公司甚至根本就不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其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从公司治理入手,增强董事会的权威性,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真正落实CEO两权分任,加大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力度,提高公司的股权分散程度,将有利于促进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和监管。     

企业信息强制披露研究

强制披露是企业信息披露的重要方式。对企业信息强制披露进行研究,指出目前我国企业信息强制披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强制披露制度的建议。     

试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行为的司法审查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出了主动公开在信息公开领域的积极作用,强调了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原则。但现实表明,我国政府信息并未真正处于阳光之下,有必要借鉴国外有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实情,完善我国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以望早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目标,实现＂阳光政府＂建设。     

政府信息公开中隐私概念的“阴影地带”

隐私概念的不明和边界的模糊给执法和司法带来了困难,人们错误地将个人信息等同于隐私,导致在类似的信息公开案件中出现了相异的判决结果,损害了法制的统一和政府、司法的公信力。有必要对信息公开语境下的隐私概念进行剖析,找出其核心意义与"阴影地带"。处于"阴影地带"的特定事实是否能涵摄于隐私概念之下,取决于对社会的隐私观、立法目的及相冲突利益的综合考量。隐私权与知情权应该是对立统一的,要维持这种平衡,应以最大限度公开为原则,对隐私概念采取合乎意义的限缩解释。     

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的法治维度

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是反腐的一把利剑,是预防腐败的第一道关口。党的十八大再一次高举反腐大旗,表明了反腐的坚定决心。我国已经在地方层面上进行了包含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内容的有益尝试。随着中国民主法治的不断完善,将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纳入法律规范调整将是必然的需要。我们也将在结合中国法治实际的基础上,对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进行制度的创设与整合。     

行政信息公开之诉法治维度的展开

行政信息公开之诉是知情权的司法救济方式,是保障知情权实现的有效方式之一。行政信息公开之诉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诉讼,由于行政信息公开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行政信息公开之诉具有自身法律的特质以及独特的法治维度。为了社会成员知情权的充分实现,我们需要对行政信息公开之诉的法治维度进行建构,为行政信息公开之诉的法治运作指明理论与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