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中资企业的审查逻辑——基于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视角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基于中美战略竞争和护持美国霸权的战略需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CFIUS）会不断强化对中资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对中资企业的区别指向性明显。尽管如此,仍有大批中资企业顺利通过审查,成功在美投资。CFIUS对中资企业的审查结果取决于其对中资企业交易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与安全风险的预判。其中,经济收益体现了中资企业能够助力美国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安全风险反映了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中资企业的消极认知。在消除国家安全风险以及丰厚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中资企业有可能通过审查,顺利进入美国市场。研究发现,在排除中资企业的政府背景、确认交易不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以及中资企业能够遵守美国市场公平与竞争原则等法规的基础上,CFIUS批准中资企业通过审查的可能性较大。当前拜登政府将主要精力聚焦国内经济议程,这为中资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了新思路。中资企业可以在中低端制造业、医疗健康行业、清洁能源行业等领域进行布局,开创投资新窗口,谋求发展新机遇。     

论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学习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和总结本国监管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体系。国家安全审查有其独立性和重要性,行业审查或反垄断审查均不能代替国家安全审查。现行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规定法律层级不高,内容较为简单且不统一。我国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应逐步落实为法律实体,成立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并围绕审查标准、审查对象、审查程序等内容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发展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是外国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性措施之一,即东道国授权相关机构以投资是否危害国家安全为标准做出是否批准交易的制度。由于国家安全没有详尽而明确的定义,为维护本国利益,各国或频繁修订已制订的安全审查制度,或修改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导致国家间外资国家安全的审查存在巨大结构差异。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缺乏宪法条款支持和专门立法。因此,我国应早日增加"国家安全"的宪法条款,出台《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法》,最大限度保护国家利益。     

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新立法述评及其启示

2009年4月23日,德国专门针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事宜的《对外贸易和支付法》及其实施条例第13次修正案正式生效。新立法扩大了安全审查的适用范围,确保安全审查适用上的个案例外性,创设了无异议证明书制度,保证审查机构依职权启动审查,注意将安全审查措施与国际义务相协调。新立法和修正案加强了对德国公共秩序或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外资并购案的限制和审查力度,但并未触动德国外国投资环境的开放性。德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新立法对我国相关立法的改进和完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美博弈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的影响

中美规则博弈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发展利益、发展模式和发展主导权之争。由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因此从战略上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显而易见。而今天的规则博弈又高度涉及彼此国内制度,中国也绝不会放弃自身发展权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因此中美规则博弈将在较长时间处于非合作博弈状态。从双方博弈筹码来看,美国在科技领域占优,中国在国内政治稳定性上占优,双方在国内市场规模上基本持平,但时间有利中国。双方非合作博弈的外化表现就是围绕"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方向上的根本分歧、在美国主导的区域和双边规则中的强排他性和"去中国化"以及通过各种污名化直接发难中国体制。中美非合作博弈对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更趋碎片化、世界可能形成两种导向的规则体系、区域化规则体系将成为主导模式。对中国来说,在不可能改变美国的情况下,最好的战略选择就是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的制度平衡方式化解美国排他性制度制衡方式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中美海洋地缘政治与战略

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仍是影响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海洋地缘政治和由其决定的海洋战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确保制海权是美国保持霸权地位的关键。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局面和向海洋发展的趋势,美国正在构建类似于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同盟。中国海军长期坚持"近海防御"和"积极防御"的海洋战略,但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安全利益的全球化,需要逐步改变为"全球安全"海洋战略,这是由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决定的。中国在继续推行以理性态度和原则解决海洋争端问题的同时,根据需要加强海上力量的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以实力求和平创造条件。中美两国远隔浩瀚的太平洋,两国最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在海洋,必须防患于未然。     

论身份混同背景下我国外资并购中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完善

我国现有的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设置主要是站在资本输入大国的立场设计的,没有考虑到我国既是"引进来战略"下的资本输入大国,又是"走出去战略"下的资本输出大国的混同身份,在机构的组成、性质、职责、决策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借鉴国外较成熟的经验,考虑身份混同对审查机构设置的新要求,我国的审查机构应从五大方面予以完善。     

论大国地区战略中软实力的运用——以中美东南亚地区战略为例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及各国复合相互依存深入拓展的时代背景下,地区战略谋划和地区战略选择在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大国地区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既要考量国家在该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更要考虑如何运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硬实力与软实力在内的多重国家力量,与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战略博弈,以谋求利益最大化。尤其是软实力所包含的制度认同力、文化与价值观吸引力、经济发展道路影响力,以及军事外交沟通力等要素,在大国地区战略博弈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本文以东南亚地区为例,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层面分析了软实力在中美东南亚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运用,并得出结论:平衡中国软实力及中国"整合型"战略的影响力是美国"盟主型"战略的重要指向,且主要体现在以获取实质性利益及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同化性权力为目标的战略选择过程之中。     

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对策

多半由于“绝对安全”向往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支配下的美国主流舆论和公众情绪 ,威胁到全球性战略稳定的美国国家导弹防御 (NMD)计划大概难免实施 ,而眼下的技术障碍、欧洲盟国的不满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不足以经久阻滞之。因此 ,中国将面临一个对自己的安全、经济和心理健康乃至长远国运事关重大的问题 :对NMD采取怎样的基本对策 ?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战略———大大增加中国远程核导弹的数量和加速确立自己牢固的核报复能力———虽然看来必要和可行 ,但势将促成或加剧中美两国间在核武器和总的政治领域的“安全两难”形势 ,带来中美紧张、对立甚或冲突的中长期危险动因 ,从而大不利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另一种可以、也应选择的基本对策 ,是在破除核武器神话、明了核大国彼此间使用核武器 (特别是战略核武器 )已极难想象的前提下 ,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大致只保有对于外国“核小国”或潜在核国家的有保障的潜在核威慑 /核报复能力 ,任凭美国去搞NMD。中国应当由此不让自己在中美政治—军事关系领域陷入安全两难恶性循环 ,不许关于对付最坏情况的考虑成为国家大战略思维和政策制订的核心或主要出发点。     

特朗普“美国第一”安全战略与中美博弈

特朗普政府用不到12个月时间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试图对其内政和外交政策做出系统全面阐述。报告始终贯穿特朗普"美国第一"思想,强调国内各领域协调发展,把中国和俄罗斯看作是现有国际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当成其主要安全挑战。本文分析报告快速出台的原因,评判"美国第一"安全战略的来龙去脉,认为经冷战后20多年的演变,美国正回归大国政治轨道,中美博弈进入新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