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敕修文章选本及其对文风建设的意义

敕修书籍是清王朝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重要手段。《古文渊鉴》、《钦定四书文》、《唐宋文醇》是三部敕修文章选本。本文研究了它们的编选情况,并论述了它们对于清代文风建设的意义。     

乾隆时期的衍圣公府

清朝乾隆时期的曲阜衍圣公府,类似《红楼梦》中兴旺时期的荣国府。这段时间是其鼎盛时期。一、清初尊孔之盛孔子自被封建统治者竞相奉为“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以来,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封建统治者更需要改装过的孔孟之道维护即将灭亡的封建制度,又     

鲁孔子庙碑

<正>鲁孔子庙碑,曹魏黄初元年(220)刻。碑高2.34米,宽0.93米,厚0.25米。该碑上呈三角形,有穿。篆书题额"鲁孔子庙之碑"六字。碑文为隶书,22行,行20字。碑文记曹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使奉祀孔子,修理孔庙等事。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鲁相谒孔子庙残碑

<正>鲁相谒孔子庙残碑,始立年代不详。碑残,高1.04米,宽0.85米,厚0.26米。碑文为隶书,已漫漶不可读。今存右侧八行,行十一字。碑侧有唐贞元七年(791)杜廉等人题记。此碑自宋代即定为汉碑,《金石录》作"汉鲁相谒孔子庙碑"。《隶释》据残存文字内容定为"鲁相谒孔子庙残碑"。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临城存北宋《御制至圣文宣王赞并加号诏碑》研究

《御制至圣文宣王赞并加号诏碑》保存了宋真宗御制的"至圣文宣王赞"和"加号诏"."文宣王赞"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御制;"加号诏"为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下诏刻于全国文宣王庙的诏书.诏令由中央下发到地方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以《宋大诏令集》所存具有文献档案性质的中央原始诏令,以临城碑刻为代表进行了不同程度改...     

文宣王记碑

<正>文宣王记碑,宋淳化二年(991)四月立。碑高1.42米,宽0.7米,厚0.15米。碑文为隶书,记给事中徐休复奉宋太宗之命祭拜孔庙之事。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唐格后敕修纂体例考

自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起,唐开始采用直接编纂皇帝制敕的方式,使之法律化,制定成格后敕,用以调整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唐后期修纂的格后敕,条文体例与唐格不同,乃取适宜普遍和长久使用的敕,按照二十四司分门别类,直接修纂成一种独立于格的新法典.对收载的敕文通常不再进行大幅度改写加工,最大程度地保持了诏敕的原貌,并保留了当初皇帝颁布制敕的日期,每条末尾署有年月日.在格后敕外,唐五代并不存在独立的以"节文"命名的法典.     

管窥“教育敕语”颁布后的日本道德教育——以《布氏道德学》为例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作为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支柱,给日本近代教育的走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森有礼执掌文部省时期被作为德育教材使用的《布氏道德学》一书在"教育敕语"颁布后不久便遭批判。这些批判不仅揭露出"教育敕语"的内在机理,也反映出当时教育舆论界日渐形成的趋势,即所谓的"敕语精神"开始在舆论导向上赋予国粹主义的德育主张无可辩驳的政治正当性,也为其后来上升为主流话语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     

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嫡裔

<正> 孔子在我国历史上是有着特殊地位的一人,历代朝廷把他奉为“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其目的是利用他的思想帮助自己的统治。为了达到尊孔的目的,历朝大略采用四种方式:一是对孔子屡加封谧,越封越高;一是把记载孔子言行及体现其思想的书籍奉为经典,当作学习的根本,治国的圭臬;一是不断在其家乡修建林庙、圣迹,直至文庙遍及全国。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对其嫡裔子孙不停地赐予一些政治、经济特权,历代     

论关羽崇拜

论关羽崇拜王齐洲中国历史人物受到普遍崇拜者，莫过于孔丘和关羽。孔丘是儒家鼻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孔丘之被尊为“至圣先师”、“文宣王”等等，本是情理中事。关羽是三国名将，但三国时英雄辈出，名将如云，中国古代著...     

唐五代“墨敕”与“斜封”辨

本文通过对唐五代墨敕的渊源、特点的考察,及对唐代"墨敕斜封"授官现象的辨析,认为皇帝以墨敕授官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历史根源与政治传统,在皇权体制下不可避免。唐五代时期的"墨敕"与"斜封"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墨敕是一种运行于官僚制度之外的诏令文书,"斜封"则是一种封缄文书的通行方法。     

颜庙·正统御碑亭

正统御碑亭，位于颜庙第二进院中路甬道东侧，建于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内立御制《大明敕赐兖国复圣公新庙碑》。亭建于平台上，歇山式，灰瓦盖顶，双重飞檐，鸱吻神兽，周围彩绘斗拱，四周八根八棱石质明柱撑檐，内有朱漆园形木柱四根直撑至亭顶，亭内藻井皆采绘仙鹤图案，亭四角有砖砌角墙，整个碑亭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颜庙·正统御碑亭@轩宇     

孟庙·康熙御碑亭

康熙御碑亭位于孟庙第三进院东侧,建于清代。碑亭双重飞檐,碧瓦覆顶,彩绘斗拱,灰瓦立墙,四面为红色花棂门,建筑富丽华美。亭内放置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皇帝亲书“御制孟子庙碑”一幢。此碑为孟庙现存最大最完整之碑,高3.16米,宽1.42米,碑额浮雕泰山祥云,二龙戏珠,精湛逼真     

诏敕入令与唐令复原——以《天圣令》为切入点

在对《天圣令》的整理研究中,与令文相关的诏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诏敕与《天圣令》内容比对研究,判定复原文字和令文形成的时间;就诸多"著于令"的记载,与《天圣令》中现存令文之间关系的分析,能够说明敕文纳入令典的过程以及不同时期制度的变化更替,进而爬梳唐后期刊著活动的点滴记录,以期反映令典编定的延续和变化。     

“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事件,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最终溃败的远因之一。国民党作为一个"失败的政府",在播迁台湾后需要对民众和友邦作出一个有关"丢失大陆"的历史交代,于是其文宣系统运作出台了《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其成书过程中,由于西安事变不能绕过,蒋介石亲笔写下了有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八页意见。将蒋氏手稿与成书后的《苏俄在中国》进行比较,结合蒋氏希图用文字彰道、明德的成贤作圣心态,我们可以鉴知,当面对以蒋氏第一人称来落笔的文本时,为何国民党文宣尤需用"曲释"操作。探研陈布雷、陶希圣等蒋氏文胆的个人生平,我们亦可窥见他们身为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宣"曲释"生涯面前的选择困境。对照德国文化历史学家沃尔夫冈     

元朝延祐年间北方边将脱忽赤叛乱考——读《大元赠岭北行省右丞忠愍公庙碑》

在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奥其尔(Ochir)馆长帮助下,我们对蒙古国额尔德尼召的一通元代残碑《大元赠岭北行省右丞忠愍公庙碑》做了研究,指出碑中的叛将脱忽赤就是《元史》所记延祐年间的叛王脱火赤。此次叛乱与周王(元明宗)争夺皇位的政变有关,对当时元朝岭北地区的局势有重大影响。     

谈《抱朴子·遐览篇》的道书数目——兼谈错误估计所造成的错误结论

在目录学上称最早的道教经书目录,是刘宋陆修静(406—477)于明帝太始七年(471)因敕上的《三洞经书目录》。其载道教经书并药方、符图等1090卷。事实上在这之前已有道书目录,这就是东晋葛洪(284—364)的《抱朴子·遐览篇》。     

元代西夏遗民踪迹的新发现——元《重修鹿泉神应庙碑》考释

河北省鹿采市保存有一通元代"重修鹿泉神应庙碑".此碑之碑阴题记从未见于著录,本文即主要对此碑碑阴题记进行考释,并依据其"口书省委官口本县驿唐兀氏文舜卿"一语.对西夏遗民在河北的活动踪迹进行探讨.     

思想遗产研究的两个理论问题和孔子思想的评价

思想遗产研究的两个理论问题和孔子思想的评价韩敬关于应不应该对孔子及其思想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及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一步步抬高，“一直到了吓人的高度”，“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阔得可怕的头衔。”（鲁迅：《...     

《登科记考补正》纠谬(三)

<登科记考补正>(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卷二十七附考·进士科录应咸为进士(第1229页).考云: <南部新书>:"崔元翰晚年,取应成为首捷.京兆解头,礼部状头,宏词敕头,制科三等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