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的儒家智慧——以中庸之道为研究视阈

中庸之道是儒家推崇的为人处世之道,其实质是把握两极之间平衡的智慧。儒家以中庸为基本原则,对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这样三重关系所给出的三大命题,即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充分体现了其"恰好的道理"。它所内含的智慧给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引。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直觉与理性--梁漱溟对儒家理性概念的新诠

梁漱溟提出"直觉"和"理性"两概念,对传统儒学的良知本心思想作了现代诠释,把儒家所言心、知(或智),理解为一种"情意之知",或以"情意"活动为主体的体证和自觉作用.梁漱溟后期讲"理性",特别强调儒学的心、知论与西方哲学基于知、情对峙立场的理性和本能概念之区别.梁氏的新诠,既赋予了儒家良知本心概念以新的、现代的理论形式,同时亦对它的独特的理论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它对我们从现代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哲学,把握其精神实质,仍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超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冯契的"智慧说"解读

近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其实质是科学和人生的脱节,知识和智慧的割裂.冯契的"智慧说"阐明了怎样"转识成智",超越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智慧说"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儒家人文主义与道家自然主义

儒道两家本属同源,历史上不断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中国文化中伦理秩序与自然秩序不相隔阂,道德智慧与自然智慧并举。儒家的人文主义中有自然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中有人文主义;儒家的道德智慧中有自然智慧,道家的自然智慧中有道德智慧。两者相济相参,并行不悖。儒道之间有批评有争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此而能"合而不同",互为体用,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潮。兼顾儒家儒教与道家道教之"两行",才合乎中国之"道"之流行的妙谛。儒道双行,包含人文与自然、超越与内在、无限与有限的两行兼顾,在人文到自然,自然到人文等的回环之中,找到人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普世化"的难局——儒家伦理当代复兴的路径反思

从当前的情形看,儒家伦理的"普世化"面临着诸多资源上的难题.儒家伦理在当代的复兴是儒家伦理的传统文化本性和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需要决定的.只有通过理性地思考和冷静地分析儒家伦理文化的现实生存状态,尤其对儒家伦理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不失客观的再评价,才能为探索儒家伦理复兴之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定位.     

儒家传统“节”德的三维意蕴及检讨

从德性的视角审视,"节"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至少涵盖了节用、节义、节欲三个维度的意蕴,这三个维度的意蕴本质上是寻求情感、价值、理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主体性建构,共同展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特质与伦理精神。历史视野中传统道德的思想逻辑、展开维度是我们认识传统、承接传统的基本思路,儒家传统的"节"德作为一种道德的负价值与正能量交织的两重性道德范畴,需多加辨识并谨慎取舍。     

论儒家"敬畏生命"的伦理情怀

中国文化温良敦厚、敬畏生命,儒家伦理可谓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儒家仁学,崇尚"生生大德",亲人而爱物,关爱一切生灵,形成了鲜明的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伦理关怀。这种关怀既体现了一种对"人类中心论"的超越,也赋予中国文化浓郁的人文情愫,它体现了先哲的智慧,也构成我们应对现代生态挑战时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     

《论语》中的儒家孝道及其伦理实质

在孔子之前,"孝"就是一个重要的德目。但是《论语》作为儒家伦理的经典,开创了儒家孝道作为家庭伦理重要德性的源流。历经两千多年,《论语》论述的儒家孝道,依然是现代孝道生活的主流。其中蕴含的最为稳定和核心的儒家孝道的伦理本质包括四个方面:儒家孝道的善端来源、儒家孝道的回报理论、儒家孝道中敬的主线、儒家孝道中礼的展现方式。     

道与器的曲折历程

先进有先进的道理 ,落后有落后的道理。一种原因 ,不可能会造就出先进与落后两种状态。同理 ,一种文化也不会造就出辉煌与挨打两种状态的中华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含了两方面的道理 :一、形而上的道理 ;二、形而下的道理。形而上的道理集中在一个道字上 ,形而下的道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道囊括了“宇宙人生”的哲理 ,器囊括了发明创造的哲理。道用来指导理性地做人———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 ,理性地认识人类自身 ,理性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器用来指导智慧地做事———智慧地研究理论、智慧地发展生产与智慧地发明创造。一个器字 ,失传了 ;一个道字 ,变质了。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应该是中华民族后期落后的真正原因。为了民族的复兴 ,一应该认清变质的文化 ,二应该找回真正的中华文化 ,这是文化研究者的基本责任。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问题和挑战

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三个方面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对问题症候进行分析表明:寻求"语境突围",达成"基本共识",应对"中国现代性",是当前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最为紧要的问题。"语境突围"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是实现"语境突围"必须回应的两大挑战。运用伦理分层方法,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通过界定大小语境,求解共识难题;通过确立程序伦理优先于实质伦理的分层原则,求解现代性难题。     

关系和谐:儒家伦理的主要特征

儒家伦理的传统界定有很多,但它们都不全面,只强调儒家伦理的人际关系或身心关系层面。关系和谐是儒家伦理的主要特征。儒家伦理的关系和谐包括四个层次:身心关系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自然之间关系和谐。从关系和谐的角度界定儒家伦理不但可以全面的概括其四个方面,而且能很好地表现其生态价值观及其与当代文化的亲和性。     

智者乐水:早期儒家传统中的智慧观

儒家关于智慧的理解对中国人的生活之道产生了长远而全面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智慧型传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比较哲学的角度,通过解读先秦儒家知与智、智与德、智与乐、智与水等多维度的内涵,可以看到儒家智慧观不仅仅是一种对日常生活有用的箴言集合,而且是关于宇宙、历史、社会和人性的道德形上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关于人超越自身局限,获得理想人格的一种阐释。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学

学界普遍存在的将伽达默尔解释学与伦理学分而说之抑或将其两者作完全简单等同可以说都有失偏颇,也失之根本。如同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科学技术已经破坏了德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伽达默尔深刻之处在于分析了人类生活价值伦理失落之根是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的缺位和沦丧,"实践衰退为技术",价值伦理的重塑意味着实践哲学的重建与复兴,因为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实践哲学就是对人类存在本质和生活行为与状态的一种理性反思,是关乎人类存在、目的、价值与意义的根本性理解,它要求在它所框定的结构中去把握"正确的""共同的"伦理;实践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观念"将再度重视‘伦理学’,即为‘伦理学’进行一般的辩护,但不是针对价值意识的内容,而是针对权利和道德中亦即伦理中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性"。显然,伽达默尔无意于具体伦理规范讨论,而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来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联结的,并把价值的本体论问题当作实践哲学及其伦理学的核心,"价值的本体论问题意味着这样一个关口,如果你不探寻‘价值’之存在所要求的整个道路,就别想通过它。"抑或说,现代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是在实践哲学的恢复与复兴中得到有力的肯定和重建的;实践哲学重又在价值伦理上担当了实践理性的责任与力量。     

儒学常道与未来儒学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离不开孔子儒学的精神滋养。然现代新儒家将儒学的现代复兴引向重在择发儒学的宗教性、终极关怀上来,这些问题纯属西方基督教特有的经过末日审判来世能否进入天国的范畴,与中国原始儒家所需要的现实情感关怀格格不入。新儒家以一种超常识、超思辨"智的直觉"去体悟"仁心与生生天道"(刘述先),或心体性体(牟宗三),或本体(成中英)等。这种道体不是原始儒家的本怀,也不是未来儒家需要的东西。原始儒家有道体,其道体是具有康德理性般存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但却根植于每个人的情感及其家庭的伦理之中,是积久涵养之工夫,非如有另一物般之实体的存在。儒学是个情感问题,亦绝非仅人生价值取向问题。     

论先秦儒家的理性

先秦儒家的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西周学术的重新诠释与改造;其二是对人的个性与社会性提出了一个基本标准。而理性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古代社会、伦理的建构以及对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塑造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论儒家敬身之道

儒家敬身之道的原则是"以身训礼","身礼合一","德身一如",不是仅仅为"身体而身体"。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不亏其体,二是不辱其身。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反思儒家敬身之道对个体身心健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被忽视的性善说:《韩非子·解老》篇人性观探微

关于《韩非子》的人性观问题,学界主要有"性恶"论与"自然人性"论两种观点。而《解老》篇对于仁、智等积极因素的强调,尚未获得关注。《解老》篇强调人类在伦理层面具有"仁"这一"不能已"的天性,在官能层面有"聪明睿智"的天性;将人类后天对"仁"的运用,称为"慈",对"聪明睿智"的运用,称为"动静思虑"。这一观点在《解老》篇的思想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仁智之性将作为世界客观规矩制度的"道理"与人类为人处世的主观选择,架构为一个密切相关的思想体系:人类因仁慈而试图护佑其他人、他物,此类动机促使其认知各类"道理",并提出应对措施;人类因动静思虑的能力而能够体认各类"道理",依据"道理"设计出各类治术。《解老》篇人性观的"道理—治术"之思想结构,相对于《韩非子》其他篇目而言,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传统·普遍性·现代化--读《儒家伦理争鸣集》并对双方分歧的再反思

学界关于儒家亲情伦理的争论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儒家伦理的评价问题,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的不同心态上;第二层次则是儒家伦理有无普遍性蕴涵与现实意义的问题,其分歧主要在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不同的智慧形态与研究进路上.此外,对中西文化的不同取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则既构成了这一争论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这一争论的根本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