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流动人口就医流向选择的影响因素与测度分析——基于北京、上海和深圳调查

通过探讨和研究青年流动人口就医流向,为认识和分析青年流动人口就医问题提供数据和依据,为提高我国青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促进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合理、完善我国青年流动人口异地就医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故此,根据消费者选择效用最大化原理,应用就医地点对就医者的效用满足函数,构建基于效用最大化的青年流动人口就医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评估模型,从就医机构选择的预测概率、离散变化和Odds Ratios等角度对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及影响大小进行定量测度和分析,结论显示:青年流动人口的个体特质人口学因素、经济支持因素和生理因素对青年流动人口的就医流向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对不同就医方式选择的影响大小不尽相同,教育程度和在业状况对就医流向的影响最大,并根据影响因素程度的不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嵌套Logit模型,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地域单位,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讨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且部分相同变量对两者具有不同作用;流动者个体所能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回报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地级特征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表明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机制有异质性影响。结论认为,研究流动人口的不同问题时先要考虑使用流量样本还是存量样本;社会经济预期回报而非纯粹的预期收入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流入地选择是流动者基于个体特征、结合流入地特征而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策。     

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历史与流动人口主体的转变为背景,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新生代流动人口。根据实证调查资料,提出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期望的理论假设,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从期望生育数量、生育时间、生育目的、性别偏好等4个方面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现状进行描述分析,指出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传统流动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村人口生育期望的异同。以生育期望的四个方面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解释个人背景、婚育状况以及流动经历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期望的影响,最后提出改善新生代流动人口生育期望的建议。     

我国流动人口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众多,在流入地打算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超过一半以上。本文通过对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较高、月平均收入较高、月生活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留城意愿。使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对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女性留城意愿略高于男性;"90后"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较弱,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的留城意愿;初婚、再婚等婚姻状态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未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高中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逐渐增强。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留城意愿随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增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明显高于中低收入者;而房租、房贷等住房成本与平均收入相互制约,表现为随着住房成本的提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逐渐提升,但对高收入水平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加入生活成本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随生活成本增加而增强,但生活成本的增加进一步制约了中、高收入水平下的留城意愿,并使各收入水平下留城意愿的差异减弱。     

二代流动人口——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新划分与新界定

"新生代流动人口"或"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符合现实情况的需要,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外二代移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二代流动人口"的概念和划分方式,通过与现有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从理论上进行对比论证了"二代流动人口"群体在未来流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最后为人口普查和各项有关流动人口的专项调查提供了数据采集方法上的建议,并提出了未来一些相关的研究议题.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内部生活满意度差异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正逐渐成为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具有较为不同的客观经济社会属性和主观认知特征,而其生活满意度又将影响其未来的市民化决策。本文基于2012年江苏省外出青年农村流动人口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内部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年龄差异。对于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子,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客观属性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主观认知的不同则更多体现了时代背景的变化。     

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虽然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但是女性流动人口的比例却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人口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活动,为全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解决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在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的主要就业特征,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方面出发,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对影响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有序引导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就业不仅要加快产业升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还需提升女性流动人口的自身综合素质,拓展更多的就业渠道和职业选择。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整体面貌、异质性特征和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构建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选取指标,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户口对流动人口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工作收入增加可以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支持收入—消费—效用—幸福感的传递链条。自购房的流动人口幸福概率水平高于其他群体,从事生产职业和在公有制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幸福感较低,喜欢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升密切相关。     

流动人口的择偶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抽样调查”的数据,描述流动人口择偶模式的主要特征,对流入厦门的流动人口的择偶意愿、目的、时间、标准以及途径等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流动人口择偶模式的对策建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在对择偶模式的选择和实践上越来越重视自身的需要和体验;在各种假想的影响因素中,教育、性别和年龄的作用最大,流出的时间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却相对比较微弱。     

人口流动对中国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本文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人口流动对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入人口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流出人口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人口大量流入使得老龄化得到缓解的省份主要在东部,人口大量流出使得年龄结构老化的省份主要在中西部;消除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以后,2000年和2010年的老龄化格局出现了较高的一致性;与2000年相比,2010年人口流动对于各省份的影响程度更大。     

流动人口外出对其家庭的影响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7月在四川南充的调查数据,对外出就业的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情况等进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主要以单独或夫妻共同的形式外出,把孩子留给老家的父母抚养;他们大都会寄钱回家,这些收入对改善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作用显著,在有家人外出的家庭中,对家人外出持支持态度的人数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大量流动人口的外出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隔代抚养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不利;农村劳动力缺乏加重了留守成员的负担;以及农村社区贫富差距的扩大等。     

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七个大城市调查数据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建立流动人口参与医疗保险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状况以及社会状况对其参加医疗保险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身体健康状况差、收入越高以及有子女的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意愿越高;已婚、更换过工作、工作在东西部城市的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意愿越低.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上海市积极探索流动人口源头互动管理新机制

2008年7月，来自四川广元核工业工程学校的400多名新员工，从上海松江工业园区的达丰电脑公司领取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同样通过定点培训方式定向招收的工人数，已占该企业总招工人数的20％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上海已经先后与安徽、江苏、浙江、江西、重庆、贵州和河南七省（市）人口计生委签订了省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服务管理协议书，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New Evidence from the 2000 Census

This article uses tabulations from the 2000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along with a micro‐level data sample from the census to provide a picture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migrants without loc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ukou), a status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social and economic disadvantages. By 2000, the size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had grown to nearly 79 million, if that category is defined as migrants who moved between provinces or counties and resided at their destinations for six months or more. Intra‐county floating migration is similarly large, contributing another 66 million to the siz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geographic patter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moving as reported by migrants.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noted.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新模式——张家港市流动人口计生工作调查与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张家港市流动人口以平均每年8万~10万人的规模快速增长。到2006年底,登记的暂住人口已达到56.5万人,其中育龄妇女23万多人。面对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给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带来了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张家港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创     

The Impact of Family Floating on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Using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2009 at Chaoyang district of Beijing, Donggua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Zhuji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mily floating on employment statu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This paper finds that family floating not only affects men but also women, and family floating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women. The likelyhood of employment and work time of men are affected by family floating, so do the likelyhood of employment and income of women.     

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