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作卫与百年来高升号事件研究

高升号事件的研究始于日本学者高桥作卫,《英船高升号之撃沈》 为其集大成之作.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终极目的是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由于能利用珍稀的军方原档,又与国际学界交流深入,高桥的研究百余年来影响不绝.尽管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但在对两位英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说、 日本政府的处置、 英国政府的态度等的评价上,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迹.流传的唯一的中文版船长证词与高桥版之间存在类同关系更值得重视.高桥及百年来高升号事件研究的历史,对甲午战争史研究亦有宝贵的启示.     

关于明清时期钓鱼岛归属的国际法分析

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提出的明清史料不能证明历史上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他们根据的是所谓国际法原则,认为明清史料并不包含中国实效统治过钓鱼岛的有力证据。国际法的先占原则中,关于"无主地"的认定规则到19世纪发生了改变,而明清史料的大部分符合16、17世纪欧洲国际法关于发现和先占的一般原则,日本用19世纪已经变化的国际法原则溯及16、17世纪明清时期的历史事实,说明清的史料没有证明力是站不住脚的。明清时期中国岀使琉球的使节记载的钓鱼岛属于中国之界内的内容,特别是清朝晚期的国家版图都证明钓鱼岛在明清时期早已不是"无主地",是已经由中国先占的领土,日本明治政府在19世纪末对该岛的所谓"先占"是违法的。     

“重庆”号事件考实

《日本外交文书》所收“重庆号上对荒川领事家族施行暴行一件”对“重庆”号事件的概述有很大局限性.事件起于“高升”号被袭,日本“渝盟肇衅”之后.清兵进入英国轮船“重庆”号并非为伤害日本侨民,而是搜查荒川夫人一行随身携带的大量文件,清兵因此截获日本间谍重要军事密函,进而在天津破获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的第一起重大间谍案.事件中日方损伤程度相当轻微,远不能与“高升”号事件相提并论,荒川领事家人更未遭受任何“暴行”.在美国代为日本交涉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虽口头表示过道歉,但始终否定事件是攻击行为,并以日本须恤偿“高升”号伤毙人命和遗失财务为前提,断然拒绝日方赔偿要求,于情于理并无不妥.对于正在撤离中的日本使领馆人员,清政府是一路给予郑重保护的.     

“不危害或阻碍义务”适用的地理范围及其对中日大陆架争端的影响

虽然《公约》未规定"不危害或阻碍义务"适用的地理范围,但国际司法实践和多数学者支持该义务适用于"争议区域"。尽管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主张该义务适用于"未划界区域",但论证缺乏说服力。由于当事国主张的海域不能够超过其所依据的海洋权利的界限,因此"争议区域"不得超过"权利重叠区"的范围。在当事国依据不同海洋权利主张海域时,还需分析海洋权利之间是否存在效力等级。在中日大陆架争端中,自然延伸标准与距离标准之间不存在效力等级,两国所主张的大陆架边界之间的区域就是适用"不危害或阻碍义务"的"争议区域"。而在"中间线"中方一侧海域不属于争议区域,不适用"不危害或阻碍义务",故日本无权干扰中国的油气开发活动。     

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占有钓鱼岛之再考

中国古代文献与琉球权威史书均证明,钓鱼岛及其相关海上航线是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占有并利用的。中国隋朝的相关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明朝初年,中国与琉球国建立册封与朝贡关系后,钓鱼岛就由中方巡航、利用和有效占有。《顺风相送》一书的记载很可能与郑和奉命赴东洋、下西洋的两洋航海有关,其最终成书时间并不影响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的确凿事实。琉球国大学者程顺则于1798年撰著的《指南广义》也清楚、详细地就此作出记载。即便按照日本有关国际法先占原则的解释,最早有效占有钓鱼岛的也是中国,钓鱼岛从来不是所谓的"无主地"。     

文化冲突·危局应变·撬动历史——“萨英战争”刍析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为了拓展全球贸易染指亚洲,加剧了各国的生存危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结束不久,英日两国间因文化与利益纠葛也频起事端,"生麦事件"导致英国和萨摩藩冲突激化,"萨英战争"爆发,英军因轻敌在海战中意外失利。然而,萨摩藩旋即意识到与英国存在巨大实力鸿沟,转而全面向英国学习,从而推动日本跻身列强行列。偶然性事件背后有其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形势发展的必然因素,危机意识与尚武黩武特质是日本化解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萨英战争"的历史意义在于撬动历史,即以某个事件发生为契机,实现巨大变革。     

钓鱼岛争端的解决进路辨析

原有钓鱼岛争端的解决进路需要重新考量.我国仅依靠政治、经济博弈,回避法律手段,对自身主张的国际法理由不做出充分的阐述,而注重于对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渊源和证据的阐述与收集,不足以解决错综复杂的钓鱼岛争端.在钓鱼岛争端上,中日双方政治沟通难有结果、经济制裁两败俱伤、军事行动虚张声势,博弈已经陷入僵局.在日本高调提出以国际法解决争端的背景下,中方仍旧强调历史依据,已经不足以改变争端中的劣势地位.本文认为,诉诸国际法,乃是解决或者缓解争端最为可行的和有效的途径,中国应做好寻求法理支持的准备.     

清代英属印度与阿古柏政权关系述论

19世纪中后期 ,英俄在中亚争夺加剧。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乱入侵中国新疆。为了站稳脚跟 ,他寻求英属印度政府的扶持 ,而后者为了取得与沙俄争夺中亚的优势地位 ,同时也为了自身经济利益 ,对阿古柏政权大力扶持 ,从而严重破坏了我国主权。英国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美梦最终被清政府及时出兵收复新疆所粉碎。     

日本近代化论在"时空"定位上的两难

明治以来,日本在欧亚之间的"脱"入"反复,给学界造成了日本近代化论在"时空"定位上的两难印象.由于许多日本学者直认"脱亚入欧"为"脱儒入欧"而忽略了在日本早期近代化中极为重要的"脱儒入法"阶段,加之日本近代化的巨大成功使日本明显感到欧美诸国已"无可学者",因此,在日本的近代化论中又不时出现"东西拒斥"、"双向脱离"的理论倾向.但是,日本文明的非原创类型,使它不可能真正摆脱原创文明对它的永恒影响,而一旦回归自身,就无法不遇到中国.这也是"儒教学习论"在后现代日本开始复兴的原因和意义所在.     

国际法中“权威学说”功能的流变与当下意义

"权威学说"是明文规定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法律概念,其在国际法中的功能由早期的直接国际法渊源逐步演化为辅助渊源。这一流变具有"权威学说"本身的缺陷和国际法整体的发展两个方面的原因。近年来,以《塔林手册》为代表的新型"权威学说"在国际法实践中呈现出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权威学说"是当前国际法学者沟通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我国应当重视"权威学说"在加强国际法律事务话语权中的作用,推动构建国际法的中国理论。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