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能政治:意义与限度

以贤能治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儒家的政治理念.儒家对贤与能既作了不同定位,又关注其统一.较之政治领域中的体制、程序,贤能更多地与人的内在品格、能力相联系.与此相联系,肯定贤能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对于避免仅仅将政治的运作限定于体制、程序等形式的层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贤能作为个体性的品格和能力,其作用本身无法完全与体制、规范、程序等相分离,贤能者本身之进入政治实践的领域以及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趋向的限定,也需要体制、程序等层面的担保.由此实践主体层面的贤能与政治体制层面的程序系统并非彼此相斥.     

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

董仲舒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儒学发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从先秦到汉初的各家思想,建构了一套相对完善,比较系统的政治哲学体系,对汉代的政治生活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董仲舒政治哲学,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对于构建中国政治哲学体系意义重大,且十分必要。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董仲舒政治哲学作以简要介绍。     

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论中国政治体制发展与演变的三重话语结构——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文章在宏观上分析了生产关系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社会分工的二重性,提出了生产关系—社会分工—生产力三位一体的宏观政治结构及其影响,将社会分工作为解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出发点。微观上,考察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要素,即稳定、效率与民主,揭示了传统政治体制低效运行的原因,即制度缺失、个人理性泛滥和政治权威相互强化将政治体制锁定在低效均衡中。在政治体制发展中,采取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克服传统官僚组织和个人理性选择所引发的社会弊端,提出政府积极主导、文化教育弥合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基本政治体制模式,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话语探索。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论董仲舒自然政治与神学政治的二律背反

现在不少人认为,董仲舒作为封建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享有与孔子、朱熹并列的盛誉,是影响中国政治历史最大的三大思想家之一,而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只不过是其政治哲学的理论表现形式而已。本文提出董仲舒自然政治与神学政治的二律背反,是否有悖于常识?是否论题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判断?下面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加深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认识,推动董仲舒思想的研究。     

论董仲舒的文化贡献

董仲舒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风云际会的一代儒宗。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建构的高度审视,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广阔视野考察,董仲舒对传统文化气象宏富的样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贡献。这主要体现为:执著于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将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由空想变为现实;援阴阳五行人儒,系统地建构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对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作了理论阐释,奠定了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设计了文治政府的蓝图。     

《韩非与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评介

德治(礼治)和法治的是儒、法两家政治哲学的核心。为儒家最终完成德治主义理论体系的是董仲舒,而法治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者是韩非。赖美琴博士新近出版的《韩非与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一书,将韩非与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进行比较研     

走向理性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诉求

政治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政治体制作为一定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总和,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政治应该成为考察一定政治体制的重要视角.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推进逐渐进入科学化、法治化轨道,但从政治哲学视野,仍存在诸多值得反思之处.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是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要克服传统政治体制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必须以理性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理性建构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新模式.     

试析西汉易学的政治化特征

西汉时期,一大批易学家用自己的“易学”知识论人道、定人伦、明王道,冀图以《周易》为工具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实践中,这些易学家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易学”思想,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易学”理论体系。本文以贾谊、董仲舒、京房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西汉易学产生和发展的内、外因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民族国家陷阱与多民族国家构建

从民族国家、苏联民族问题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与特点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国家构建应避免陷入民族国家的泥沼。借鉴欧美社会的民主共和思想,凭借中国多民族共处的传统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框架,从民族个体和民族群体两个角度考虑,提出中国是构建多民族共和的国家。     

国家理论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最近20多年来国家理论的复兴是政治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关于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分析框架都已不足敷用 ,各种不同立场上的理论家正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国家作出新的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为了回应来自政治、理论立场上的责难 ,还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更好地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 ,都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是现成的 ,而是解释学的 ,我们就既要努力阐发一个超出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又不能满足于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 ,而要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雅典国家形成时期的社会经济

雅典国家形成时期的社会经济是奴隶制的私有经济,提秀斯的宪法和格梭伦的改革为奴隶制经济的确立、发展繁荣提供了保证.是奴隶、平民和所有劳动者创造了雅典的社会繁荣和文明.     

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转型,从经济领域起始,进入社会领域,最后坐实在政治领域.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遭遇到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阻碍.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应当呈现出一种超越完备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的中立性,从而具备整合国内多元文化价值偏好的个人与群体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前提.对一个多元社会的稳定来讲,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平等对待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国家才能发挥出为社会解压、稳定秩序的强大作用.     

秦楚对立的文化分析

缘于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环境,秦人与楚人在民俗文化、政治文化、价值文化上都存在明显差异。这种文化差异表现出了强烈的相互抵触性,它不仅构成了战国时期秦楚对抗的深层根源,也是秦统一天下后,楚人对秦政感觉不适,在反秦斗争中充当了主力的主要原因。     

养国青铜器与养国历史考察

养国是周代的一个小诸侯国,它与江、黄等同为嬴姓,夏王朝以前主要在山东地区,后来逐渐向中原迁移,夏商时期主要活动在河南平顶山地区的汝水两岸,因养水、养陵而称为养氏。西周时南下淮河上游的桐柏地区建立养国,春秋前期归属于楚。养国贵族养由基在楚国为官,被封于今河南沈丘与安徽之间,称养邑。养国一直存在至春秋战国之际。考古发现的养国青铜器,不仅可以证实养国的族源、历史,同时也可以透视养国文化的特征。     

"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本文认为,在当今"回归国家"的学术热点中,一种是向传统国家回归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重视国家研究的政治学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进路,应该着眼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非均衡性,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矛盾.认为依靠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国族建构并由此向传统国家回归的思路既不现实,更不合理.对于处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     

现代化动力：从政府向民间转换——推动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方向

西方先发国家现代化模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重要经验 ,即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要最终取得成功 ,必须具备成熟的内在条件。下一阶段推动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方向应该是 :现代化动力从依靠单一的政府力量向依靠广泛的社会民间力量转换。要成功实现现代化推动力从政府向民间转换 ,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为民间现代化推动力量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发育条件和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 ,包括用政策扶持民营资本、民营企业、民间自治组织、企业家群体、社会中产阶层等民间要素的成长 ;在法律上保障各种舆论监督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等等     

国家起源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因此,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本性来看,国家必然起源于每个人对于社会最大化的需要和使各种社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需要。这是国家的内在的、间接的和终级的起源。另一方面,从国家实际的产生状况来看,任何权力无疑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属于权力范畴,因而必定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任何两个以上的人就某种利益交换关系所达成的同意无疑都是契约。于是,最高权力或国家便必然直接产生、形成和起源于契约,起源于社会成员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所缔结的契约。但究竟起源于何种最高权力契约则是偶然的:唯有起源于民主地缔结的民主的最高权力契约,才是善的、应该的和道德的;否则便是恶的、不应该和不道德的。这是国家的直接的外在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