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与应用研究

本文以时期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为基础,提出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并通过1950～1981年全国妇女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验证其可行性和可靠性。在实际应用中,可用该估算方法研究递进生育模式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在调整生育政策的时间窗口,估算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以及符合生育政策但尚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云南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因素分解和标准化的方法,对农业和非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及其生育模式差异进行讨论分析,运用标准化的方法分别分析年龄结构标准化下的年龄别生育率和一般生育率。结果表明: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有利于提高一般生育率,农业流动妇女的生育水平显著低于非农业流动妇女;婚姻构成(如有偶率、初婚年龄)和婚内生育率(生育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年龄、时期和队列视角下中国女性的终身人工流产水平——基于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分析北大核心

关于人工流产的研究大多从时期视角展开,缺乏生命历程视角的分析。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数据中1930~1969年出生队列女性的终身怀孕信息展开分析,采用APC分层混合效应模型分离出影响女性终身人工流产水平的时期、队列和年龄效应。研究发现,在时期效应上,中国女性的人工流产水平呈现出波动性特征,生育政策调整和生殖健康服务发展对其有重要影响;在队列效应上,人工流产的数量选择机制和性别选择机制在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中产生分化;在年龄效应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出生队列女性的人工流产年龄模式表现出差异性和规律性。建议继续完善生殖健康服务,减少非意愿怀孕,促进性别平等,重点关注经历过人工流产的中老年女性的健康状况并提供相应支持。     

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的分层模型分析

本文对以往出生性别比研究中的若干观点进行了学术评论,并讨论了个别经验统计分析中的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将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1‰数据和1999年的地区级生育政策数据结合起来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现有子女数量及性别和一些社会特征对出生性别比存在单独的影响,并且肯定了生育政策既存在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也通过其与妇女以往生育结果以及其他社会特征之间的交互效应来影响出生性别比。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人口迁移对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程度分析

利用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城市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和迁出的朝鲜族育龄妇女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行为上的差异,考察人口迁移对朝鲜族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几种类型的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流动迁移对朝鲜族育龄妇女是否选择生育的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但对朝鲜族育龄妇女选择生育二胎的生育行为影响不完全显著。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下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迁CSSCI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综合衡量了社会变迁下的流动人口流迁的期望性选择,本文基于CMDS(2012、2014、2015、2016、2017、2018)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模型分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下降趋势,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型结构,时期效应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队列效应上,初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新生代流动人口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不同的社会变迁和流动环境,呈现出长期居留意愿上不同的效应系数。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中国人口性别偏好的变迁研究（2010-2021）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21）,描述分析了中国人口性别偏好随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人们的儿子偏好与年龄呈U型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的儿女无所谓偏好有所下降,儿子偏好基本持平,女儿偏好显著提升。结合我国近十年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女儿偏好的时期变化趋势集中体现了政策释放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对弱化民众的性别偏好,促进出生性别比向正常回归具有积极意义。不同代际的性别偏好呈现从“60后”“70后”的儿女双全偏好向“70后”末期“80后”的儿女无所谓偏好的过渡,进而发展到“95后”的儿女都不要。不过,性别偏好的代际效应并非线性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与反复。我国民众的性别偏好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经济转型等重要历史事件有较大的关联。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