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制度变迁的运作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考察

历史制度主义从历史观和制度观的双重视角理解制度变迁问题,把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看成一个整体的演化过程。运用过程分析方法,考察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下制度变迁的运作机制,可以分为作为制度存续历史过程和宏观背景的稳定阶段、向阈值临界点位移的变迁前奏阶段、遵循路径依赖进行变迁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意外断裂的异常状态。然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对制度变迁的解释也存在一定限度:一是如何处理宏观结构与微观细节的关系问题;二是案例总结的归纳方法缺乏普适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     

中国特殊儿童教育政策变迁与支持路径——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殊儿童教育政策经历了四个变迁阶段:政策复苏阶段、规范发展阶段、繁荣发展阶段和制度转型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特殊教育政策的变迁依然以国家主导为主,呈现路径依赖较为明显之特征。为此,文章提出了具体的支持路径:政策目标的转向、政策制度的优化与教师专业发展的保障。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状态和结构依存特征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为例

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更多地将研究的立足点放在路径依赖的性质上,而对制度变迁过程中状态和结构依存的特征却不甚关注。实际上,状态、结构依存和路径依赖特征都是影响制度变迁方向和结果的重要因素。本文以一个最优化的理论模型综合分析了制度变迁理论中有关这两个特征的一些问题,并且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为例,具体地说明了这两类因素所起的相关作用以及所造成的经济后果。     

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政策启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愈发受到学界关注。历史制度主义为探寻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和趋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经“两方分管”“三方分管”“公安机关统一负责”三个阶段。在动力结构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宏观制度结构框定了体制变迁的基本方向,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以及公安、交通等部门间的竞争决定着体制变迁的具体路径。变迁过程具有基于体制路径依赖的渐进式变迁逻辑和在“关键节点”对渐进变迁成果进行制度定型的演进逻辑。当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呈现出协同治理的趋向,需要通过平衡利益关系、采取渐进策略、把握“关键节点”来克服阻力,从而推动体制的变革。     

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变迁路径、动力机制与未来转型

体系化的养老服务政策是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养老服务政策的适时变迁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助推力量。1982年以来，我国养老服务政策的演进过程可以划分为探索起步、初步形成、三足鼎立、快速发展、优化升级五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生成逻辑主要来自国际社会趋势、国内人口转变以及国家治理的转向；让老年人在家庭内部享有专业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是中国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深入推进，养老服务政策逐步实现多元供给主体融合发展的渐进式转型；政策转型的动力机制来自经济环境变化、政府理念创新、多元主体互动、社会技术变革和外部示范效应。由此可见，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政策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政策的发展与走向进行理论思考十分必要。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这些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我国农地制度环境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交易费用,30多年来农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就是沿着总交易费用最小化的路径逐步展开.遵循这一内在逻辑,我国农地制度未来变迁的方向必然要求降低总交易费用,这就意味着需要减少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农民的认知、进一步推进分权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现阶段,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框架不变,强化农户家庭土地经营权利的完整性.     

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与关键分析路径,在秉承政治科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汲取社会科学多样化的学术资源,在方法更新和领域拓展的过程中与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持续对话,提出了整合结构主义和历史取向的理论主张与解释框架。历史制度主义对经验研究中长时段、结构性、跨领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作出阐释,构建了路径依赖、正向反馈、关键节点等多种理论模型,持续关注制度的起源与特点、制度对政治行为的作用方式、制度变迁类型及动力机制等理论与现实议题。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学术背景、演进历程与内在机理进行多线索的学理检视,不仅能够充分把握该流派的基本范畴、理论前沿与主要贡献,还可以在客观分析既有研究不足的同时全面展望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前景。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结构与历史性变迁——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历史沿革经历了合作化及人民公社、改革开放至税费改革前、税费改革后等三个历史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结构受到宏观制度环境、各政治变量序列结构影响,并与各政治行动相关主体形成博弈互动态势;同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的历史变迁发生了路径依赖现象,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中,出现新的制度断裂和历史否决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要打破历史否决点,适应新的制度情景,从而实现制度的再变迁和再创新。     

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制度考察

从制度安排上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状况。研究方法：定性分析法、产权分析法。研究结果：在对影响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土地制度、民间法规等相关制度安排考察和解构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现状和特征。研究结论：需要增强法律的性别敏感性;清晰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开展夫妻共有产权登记;协调法律和民间法之间的不一致;建立和健全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司法救济制度;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权力监督。从而消除制度上的漏洞和潜在的制度供给不平等,为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利提供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环境。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变革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观点是将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各种微观经济组织的变革与创新进行了制度经济学的阐释,并进而说明政府在今后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创新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政府职能转换的基本取向。     

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研究

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基础设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现阶段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要求,成为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障碍.本文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演进过程和路径依赖,提出今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将呈现出"强制性变迁"主导下的阶梯性制度变迁路径.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准入的法律制度建构

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加速推进,但土地流转准入制度缺失导致受让方良莠不齐,引发农地使用"离粮化""脱农化"等问题,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日本和韩国的农地流转准入制度适应了其国内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促进了土地合理、高效利用及农业经营规模化。以此为借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应当明确农村土地流转准入的主体范围,以农业经营能力要求为核心,构建系统的农村土地流转准入制度,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     

中国农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

国家在不能为农村居民大规模地直接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促使农村社区以自给方式满足自身基本公共品的需求,实质上形成了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国家主导型(或指令型)社区供给模式.这种国家指令化的社区供给模式反映了中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主调是将农村基本生活品最大限度地由市场供给.在此期问,农村最低限度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实际上还是主要由社区来承担.当前,随着国家宏观农村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的相应变化,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正在发生从"国导(有)民办"到"国主民辅"的变化.     

制度变迁过程的历史沉淀成本效应分析

在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历史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的假设前提背景下,从未来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和财务预算约束等角度考察历史沉淀成本对制度变迁过程的影响,为制度变迁过程确立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从而弥补了原有研究的不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不完全是常态,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普遍存在,历史沉淀成本很容易发挥作用,从而表明:未来越不确定,信息越不完全,资源越稀缺,导致财务预算越硬,历史沉淀成本效应越大,制度变迁过程越困难;反之越容易。由此可发现,在放松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条件下,当事人的决策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沉淀成本的影响。因此,只有当事人对历史沉淀成本的约束条件作出正确的理性反应,才能使其决策更加贴近真实世界,这对于全面认识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基于组织路径的体制转轨逻辑——对我国体制改革30年的理论思考

为什么诺思根据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标准处方"不完全适合于解释我国体制变革的实践?本文认为,这与我国基于组织的变革路径相关。沿着这种路径,以行政与财政性分权为发端的地方政府作为竞争主体的作用、政企分离的可行性安排以及分离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重构等构成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特征性逻辑。理解我国的这个体制转轨过程,对于丰富制度变迁理论是有意义的。     

体制转轨阶段公共政策创新特点分析

中国社会过渡中的体制转轨的性质和要求是为了维护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基本制度 ,这一点规定了体制转轨阶段公共政策创新的特点和限度。中国特定的体制转轨阶段也要求采取与强制型、自治型政策创新相区别的回应型的政策创新模式。回应型政策创新在政策主体、目标、问题和工具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可能三角”:解释及出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利用方式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阶段,当前正处于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阶段。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政策规定与实践运行状态之间存在着诸多偏差,这导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等三大主体对土地具有六重功能,但不可能三角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同时实现多元主体的多重功能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未来应通过对土地附加功能的适度剥离、以及土地权利边界的逐步明晰来突显土地的经济功能,进而依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完善和拓展来实现土地资源的更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