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上梁文演进中的"正"、"变"二体

宋代是上梁文文体变革的重要时期,该期的上梁文创作经历了由类型化正体向个性化变体转型的过程,使上梁文的文体功能、文体样式和文体风格都为之一变。宋代上梁文正、变二体的转型,是创作主体情感自由化的结果,其实质是由应用文体向文学文体的破体新变,也由此反映出中国古代实用文体文学化的进程。     

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的文体相当繁多。大体而言,有诗、文、骚、赋、乐府、骈文、词、曲、小说等。对于众多的文体,古人并非平等对待,在他们的观念中,文体有正变、雅俗、高下之分。例如关于文体正变,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凡例》中说得很清楚: 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文章辨体》分内集、外集。内集收正体、外集收变体,内外有别。又如吕祖谦《文章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凡变体诗文,皆摈于集外。姚铉的《唐文粹》,“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四库提要·总集》)这反映出选家们颇为普遍的心态。以几种常见的文体而论,诗、文与词、曲相较,诗文品位较高,词曲则被视为旁门变体。胡应麟《诗薮·内篇》云: 四言为得不变而五言,古风不得不变而     

唐宋传体文流变论略

唐前传记文主要包括史部的史传、杂传和集部的行状、碑志.唐宋时期,史部杂传数量大幅下降,而集部传体文日益增长.唐宋传体文体制可分为正体和变体两大类:正体之传恪守"纪一人之始终"的规范.但也有变化;变体之传又可分为自传、讽喻传、拟人传、传物、传奇等类,拓展为全新的杂文文体.唐宋传体文流变过程中.古文家是主要推动力量,变体、破体是其内在动力,而增强文学性是其主要趋势.唐宋传体文流变为元明清传体文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骈体文钞》的分类及李兆洛的文体观

清人李兆洛选编的《骈体文钞》,以六朝文章为构成主体,全书分为三编三十一类。李兆洛认为文体分类不应只将文章形式作为判断标准,文章内容、风格倾向都可以成为影响文体归类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文章功用的变化,所归属文体相应也会发生变化。与文体辨析的严谨相比,李兆洛对文体变化升降持宽容态度,是否合乎正体,并不是评判高下的标准。"体"的变化,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可能生发出文体的"新用"。李兆洛对文体的理解并不限于体裁,而是将其内涵扩大至文章诸多审美要素。     

寻源、辨体与文体研究的目的——读书手记

文体研究的第一步是文体寻源,与之相联的第二步是辨体.每一种文体之出现,必有其出现之原因与条件,这也决定了其文体体式.文体寻源涉及礼乐制度、政治状况、社会风貌、文化环境,能从一个角度很好地说明我国古代诸种文体产生的民族文化特色.辨体涉及尊体与破体、正体与变体、文体分类等方面.文体的生成与它的正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辨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辨别各种文体的功用及与其相匹配的体貌,它的正体的形态和它在发展过程中变体的面貌.文体研究有种种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它与文学的关系,即在诸体中,或每一体之内,分出文学与非文学,这也是文体研究中最困难的工作.     

王勃“龙朔变体”再探

学界普遍认为高宗龙朔诗坛流行"上官体""颂体诗"两种诗体,因而对王勃所批判的"龙朔变体"内涵的争议,一直围绕"上官体""颂体诗"和两者兼指三种意见展开。实际上,"上官体""颂体诗"都产生于贞观时期,其相对于贞观主体诗风而言都是诗坛之"变",王勃对这两种诗风均表不满;但"颂体诗"主要流行于高宗永徽、显庆年间,龙朔诗坛则几乎是"上官体"的天下,故"龙朔变体"只能是指向"上官体"。不过,二者不能等同,"龙朔变体"的具体内涵只限于《王勃集序》中提出的"上官体"之缺陷,至于"上官体"的其它特征则不在王勃批判之列,这也是其攻击"变体"而不直呼"上官体"的原因所在。     

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颂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其发展演变源远流长。关于颂体文学的源头，刘勰认为是《诗经》中的“三颂”。事实上，西周颂赞性铭文才是颂体的早期形态，分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种结构类型。前者文本特征是以食器为主对在世之人的被动性颂赞，后者则是主动对祖先进行的非模式化颂赞。西周颂赞性铭文有两种生成方式，以记事为主的铭文是史官对相关事件要素的记录及第三人称的润色，以记言为主的铭文则可能是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作为颂赞性文本早期发展的重要一环，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诗经》“周颂”关系密切，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演变出后世的颂体文学。     

先唐颂体"用瑞"考

先唐颂体作品,今存近两百篇,其中称引祥瑞或直接以祥瑞为颂咏对象的作品多达70余篇.对这些作品进行梳理与探讨,不仅有助于对颂体文学的理解与把握,更可补益祥瑞文化研究之遗阙,为祥瑞文化研究提供更广泛的文本视域.颂体"用瑞"葆有颂美时政、粉饰太平的政治目的.颂体"用瑞"在先唐时期的普遍性,既表明祥瑞文化在此时期的流行,又表明颂体文本颂美的主题意旨与祥瑞所具备的颂美功能相互契合.     

"正变系乎诗"——试论叶燮对"诗体代变"的原创性阐释

传统诗学的正变观念,无论是"崇正"还是"主变"都坚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阐释诗体的正变。叶燮却能突破传统,以"主变"为策略,用历时性的眼光,在诗体延绵不断的发展链中,肯定正体与变体的循环及其相对性特征,打破正体的永恒性,消解了正与变的对立;同时,又以共时性的视角,大胆地质疑正变传统,颠覆了正体决定变体的关系,解构传统的"崇正"观念,表达了在诗歌创作中追求自由的精神,并且在清初"崇正"诗风的语境中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先秦祭礼与祝祷文体

先秦祭礼对祝祷文体的发生、分类、形态及功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祭祀活动的繁荣,促进了祝祷文体的发展.巫祝各掌其辞的祭祀制度、不同祭仪对所需祭辞的特定选择,增强了人们的文体分类意识.大祝所掌“六辞”、大师所教“六诗”体现了先秦祭祀活动对文体发展与分类的推动作用.祝祷文辞作为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体形态随着祭仪的需要而变化.《诗经》中的《商颂》与《周颂》在内容、风格、篇幅等方面的差异,正是缘于商朝“尚声”与周朝“尚臭”的祭祀传统.祝文与嘏文、祷文与祠文、祝文与诅文等文体受制于祭祀目的的需要,形成了功能相互对应的特征.这些独特的文体现象,说明古代礼制与文体的发展具有互动关系.     

儒家文论与曹植颂文的创新

汉魏之际,曹植融汇儒家经典,吸收儒家文论,并将其运用在颂文创作中,在本质论、功能论、形式论等维度使该文体呈现出系列新变：其一,他在儒家文论“诗言志”“诗缘情”等基础上,突破了颂只能歌颂的文体规范束缚,明确了颂“吟情述志”的本质,在颂文创作中注重作家主体情感的抒发。其二,依据儒家诗教“美刺”论,强调辞赋等文学介入社会的价值,拓展了颂的政治功能,使以往“润色鸿业”“宣上德”的颂还具备了“讽谏讥评”的价值功能。其三,在儒家文论“主文谲谏”的思想下,打破颂体朴实厚重的语言风格与单调的形式节奏,追求颂的形式美,讲究颂的语言技巧,提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颂呈现出辞采华丽、文情并茂、音律谐和的艺术特色。曹植对颂文的创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论思想和美学趋向,彰显了儒家文论的价值与意蕴,而且促进了晋代颂文的发展繁盛,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宋人教坊乐语的文体特征

教坊乐语是兴盛并成熟于宋代的一种亦雅亦俗、亦尊亦卑的文体.一方面,内容上谀词颂圣,语言上鄙俚不经,音乐上大戾古乐,文体上与帖子词、青词等同样位卑名贱:另一方面,血缘上与<周礼>、<诗经>礼乐同源,宋代以来便贵为宫廷礼制的组成部分,并具有翰苑词臣方能染指的尊崇.教坊乐语在其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不但形成了语言内容等创作上的文体规范,要求人们在撰制时应"得体",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惯例和破例,有正体变体之分.     

容告神明：盛世叙事传统与玄宗时代的典礼颂

“颂”与盛世叙事传统密切相关。在现代的文学观念中,颂作为一种古代文体不属于文学文体,其内容被认为是装点政治、缺乏情志之作,故被摈弃于文学史范围之外,不受研究者重视。但在古代的盛世叙事传统中,颂不仅是歌颂盛世的文体,颂声的出现本身即被视为盛世的表征,成为盛世叙事的对象,同时又是盛世叙事的媒介与形式。在盛世叙事中,颂的文体功能是颂美盛德并将其成功告于神明,由此关乎天人秩序。在古代的文体秩序中,颂处于极高的位置,是一种神圣文体。颂作为古代盛世叙事的核心文体,其意义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政治的、文化的。     

《诗经》颂体诗新考

在诗经学史中,"颂"被视为"体"甚早。但时至今日,对《诗经》中的"颂体诗"的文体特色仍缺乏现代文学理论语境中的总结与概括。《诗经》中约有"颂体诗"40首左右,是一种以歌颂先祖为主旨和主要特色的亚诗歌体裁。在题材类型上大致可分为:天子举行禘袷郊类大祭乐歌之诗;春(禴)、夏(祠)、秋(烝)、冬(尝)四时"宗祀"祭祀乐歌之诗;天子"巡守""告成"之祭的乐歌之诗;农事祭祀活动乐歌之诗。在艺术特色上,除以"四言单章"为代表的主流结构形态外,广泛运用了"形容"修辞格,通过"形容"实现对"神"的赞美;突出运用了报告与祈祷的修辞方式,展示出"与神交易"的功利心态;"镶嵌"与"叠字"的手法交相为用,对诗歌韵律节奏的形成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论中国小说文体观念的古今演变

中国小说文体观念从古至今呈现出由一元到二分再到四分的发展过程。古人以笔记小说为小说之正统文体,传奇、演义均被视为变体。至20世纪初,章回体小说地位渐著,形成笔记、章回二分的小说分体模式,这一分体模式在不久之后即被打破。从20世纪20年代起,传奇和话本二体从笔记和章回体中逐渐分离,"笔记、传奇、话本、章回"这一分体模式遂流播渐广,至今不衰。     

两周铭文与中国古代文体发源

随着青铜器的大量出土,现已发现两周时期百字以上铭文400篇之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这些长篇铭文记事完整,叙事清晰,语言简炼,其中可见早期中国文体的发源情况:青铜铭文中祈福的嘏辞,是祝体文学的发源之一;两周时期的"诰"体铭文,与《尚书》六体之一的"诰"体的写作内容和行文方式是一致的;西周中晚期册命制度的建立,催生了"命"体铭文的成熟并形成模式化的写作方式;"铭者自铭",铭文的颂赞本质是中国早期"颂"体文学的活头源水;铭文的箴刺鉴诫功能为古代"箴"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两周铜器铭文以其记事的生动丰富和写作的不同方式,成为中国古代不同文体的滥觞。     

唐代"论"体新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为"研精一理"的论辩类文体,论体文萌芽于先秦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并繁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论"体分类范畴在借鉴《文选》《文心雕龙》的分类基础上有所创新,《旧唐书》将《文选》"史论"类扩充为"杂论"类,而《唐文粹》于"论体"类下又新立了"辨析"类,这显示出唐代文人自觉的"论"体辨体意识.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科场文体,唐代"论"体时文创作与文体嬗变的双重相生,将唐代的"论"体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催生出宋人"诗发议论""以议论入诗"的文体观,并对宋代"论学"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形式与变式——论小引《西藏组诗》

本文从交响乐式的形式架构、十四行体的诗体变式、非意愿记忆的迷宫三个方面描述与剖析了《西藏组诗》具有活力的诗歌结构与富于张力的诗性叙述.《西藏组诗》通过超媒体技法的借鉴构建了交响乐式的形式架构,使诗歌形式由单一的处于自身封闭的视域转向更为开阔的艺术领域.《西藏组诗》采用较为独特的十四行体变式,呈现出现代诗歌体式的实验性,扩大了十四行体的定义本身,给它带来了新的灵感和生机.《西藏组诗》置于一个抒情的格调之中并呈现出叙述的片断性、非因果性与非逻辑性,意味着叙事和抒情之间一种张力关系的重新确立.《西藏组诗》为现代诗歌形式探索提供了多元视角的参照.     

论汉魏六朝颂与赋的分合

赋、颂皆源自口诵文学,伴随中国文学言、文之变,由粘连而分离。两汉去古未远,赋、颂仍处于粘连状态,粘连方式有以颂属赋、以颂称赋、赋中称颂等。东汉征巡赋颂与汉大赋同中取异,其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深受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宗经、重名既是他们分离赋、颂的主要依据,又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学史的遮蔽与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