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愤怒的“老粉红”

正当他成为国家的一张名片,成为外国元首招待中国领导人宴会上的嘉宾之后,成龙已经不仅仅属于自己。他很多言论的逻辑,最终都指向了"爱国"这个词。或者说,这是成龙式的爱国。8月21日下午,在北京三里屯一家酒店里,成龙说了一个心愿:想当官。这个想法在他心里存在好几年了,他甚至还构思出一些当官后推行的政策。这两年,有些"东西"一直郁结在成龙心中。"我着急啊",他用港版普通话说。他想,     

先秦“盥人”考论——中国“舆论”概念的历史语源学考察

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各·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而构成"舆论"( Opinion Pbulique)一词,用以表达人民对社会性的或者公共事务方面的意见.这被认为是西方世界"舆论"一词的起源.迄今为止,西方语源和语境中的"舆论",其主体本身有一个重要政治前提:所谓"公众"都具有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即参与社会事务的自主意识和相应的意见表达能力[1].离开这一点,舆论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公众意见.中国当代的"舆论"定义众说纷纭,但总体上说与西方的"舆论"定义并无二致.     

“间距”/“之间”的能量——兼论中国古典美学之于朱利安的启示

朱利安的"间距"/"之间"植根于法国解构思潮,它是当时法国哲学家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间距"如何在精彩纷呈的法国理论中脱颖而出?这得益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启发,异质思想的催化使"间距"点石成金般地获得了全新的理论意义"。间距"意味着拉开一段距离,在"未思之处"发现"他者",反观自身"。间距"的能量为何?它可以破:破二元对立、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等一切僵化固定的思维模式。它更可以立:可以"游刃有余"(通畅)"、迂回进入"(自由)"、气韵生动"(生成)。中国古典文化经朱利安的调剂加工,成为批判西方思维的理论资源,同时,中国古典美学也因此被重新照亮和发现。     

论中国文人小说的“整—性”

由于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的普遍使用,"非整一性"成为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小说文体最主要的批评。一般所谓"中国小说"或"白话小说",按其性质本应分为三类:一是"话本",本质上是说唱艺术的文字遗存;二是"世代累积型"小说,亦本为说唱艺术,但大多经历了明清书商或文人程度不一的编改;三是明清文人独立创作的"文人小说"。故唯第三类才是真正意义的小说,西方学者的批评仅对应第三类才真正有效。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作为口头说唱艺术时本各有其用,在"文人小说"中此类文字在不同作品中,其文本"整一性"也各自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现存所谓"小说"还原至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我们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中国传统“中庸”思想在音乐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在当代音乐发展的走向中仍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西方文化中的单极思维造成的对"音乐资源"的无限"开采",有可能给音乐的未来发展带来不良后果,使音乐的和声与曲式构架遭到彻底的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能避免这两种极端,对音乐的未来发展或许有一些益处。     

王健林为何“鄙视”俄罗斯寡头

正中国和俄罗斯富豪产生模式有本质差异。俄罗斯寡头产生于"与国争利",而中国富豪则产生于"为国分忧",这注定了他们命运的不同。最近,媒体报道称,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伦敦,中国"首富"王健林购入了折合7亿多人民币的一处豪宅。豪宅位于伦敦知名的"富人街",王健林将和俄罗斯寡头阿布成为邻居。"阿布"全名是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普京崛起后,他避居伦敦,是英超切尔西球队的老板。     

中国绿卡很“卡”

正在一些中国人眼中,西方的"绿卡"是梦寐以求的,如今外国人争取获得中国"绿卡",则是中国国力增强、吸引力提升的标志。前NBA球星斯蒂芬·马布里在2015年圣诞节那天收获了一张中国"绿卡",扎根北京的4年里,马布里带领北京首钢篮球队三次夺得CBA联赛总冠军。"有幸获得中国‘绿卡’我充满感激。我觉得我对中国的爱正在得到回馈。"马布里在微博里毫不掩饰自己有多骄傲,"成为首位获得中国‘绿卡’的现役外援意义非凡,这在中国创造了历史。"     

论威亚尔达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理论的“变”与“不变”

霍华德·威亚尔达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随着其调研的深入一直在"变",从最初发展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变为发展主义理论的批判者,他认为发展主义理论是一种种族主义,不符合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现实,非西方国家应基于自身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来构建本土发展模式。随后,他从文化解释视角提出了适合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东亚、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模式,以及基于政治文化视角和利益集团视角构建的法团主义理论,成为非西方国家实行官僚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撑。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威亚尔达又提出一种修正的发展主义,他对非西方国家民主的定义更加宽泛,建议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和现实主义的方式将发展主义、依附理论、法团主义与民主理论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主理论,来解释非西方国家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但威亚尔达始终"不变"的是对西方民主的认可,尽管对发展主义理论有批判,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这一理论,在时代背景变革的形势下他又重新对发展主义进行了修正。     

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1899年10月之前,梁启超在指称民族时使用的仍是传统的“种族”一词,但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含有现代“民族”的涵义。1899年10月他开始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中国最早使用“民族”的思想家之一,并且是最早将“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与“思想”联用的中国思想家,他是1901年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中使用了“民族帝国主义”和“民族思想”的。这两词的使用,尤其是“民族帝国主义”的使用,是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民族”的中国人,他最早使用“中国民族”是在1901年7、8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而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1901年9月3日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他使用“中国民族”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又与他对“中华民族”的使用及其涵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用他的话说,他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汉族”,但他是在“国族”的涵义上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即他认为,“中华”是中国的国名或国号,而根据西方的“国族”理论,建立中国的民族亦即中国的国族应该以...     

关于“后现代”一词的正确用法——J.F.利奥塔尔答记者问

J.-F.利奥塔尔曾向人透露说,他提出"后现代"一词完全是心血来潮,仅仅是想指出一个思想阶段的结束,一些重要的体系和根据事实建立的"立法学说"的结束,还有就是易于划分范畴.《后现代的条件》(法国子夜出版社)一书证实了他的这些想法."后现代"这一表达方式从此得到人们的承认并引起了无数的论战.后现代思想不久将成为一种时髦思想.下面,J.-F.利奥塔尔将向我们说明如何正确理解后现代一词.     

刘勰的“破体”观

刘勰重视文体的体制规范,强调辨体,试图为各种文体树立起"正体"。但同时,他也表达了颇具层次的"破体"观。他认同文体在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和创新,认为这是必然的、合理的,并提出了"变体""参体""别体"等概念。但刘勰也运用"谬体""讹体""失体""解体"等词,对那些不合正统、不承传统、破体超"度"的文体进行批评和否定。刘勰对破体的认同与否,最重要的依据与标准是宗经思想。他对诸文体在近代发展的批评,多因他们早已偏离经典的传统。刘勰的"破体"观不单单是他文体论的一部分,更是他深广的文学理论中重要的一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论"破体",很多时候都是从文体功能的角度切入的。     

明治前期日本“政党”观念的产生

日本近代早期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下,思想家们对"党"的概念由模糊转向清晰,逐渐形成了对"政党"的近代性认识。在此基础上,思想家们开始论证政党的性质,探索政党出现的原因。这促使了近代政党观念在东亚社会初步形成,并为进一步阐述政党政治思想和进行政党政治的尝试提供了理论前提。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实质上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抹杀否认的政治文化运动,更让我们深思的是伴随着"去中国化"运动,出现了国人的"自我去中国化",这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文化环境、大众传播载体都会产生猛烈的冲击和影响。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来进一步阐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去中国化"。     

论张君劢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问",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问家.但长期以来,人们研究较多的是他挑起1923年的"科玄论战",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活动研究不多.实际上,他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对西方学理的输入,对治学方法的重视,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的转换,加快了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接轨的步伐,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不容忽视.     

唐致乾的“奇妙”收藏

正显微镜与解放牌汽车大灯、萨克斯与爱迪生灯泡、管钳与老式缝纫机、邮件秤与蜡烛、电视机与桌面、千斤顶与老木头、空调与旧铁皮、弹夹与口红……这些两两一组的物件听起来是不是毫无关联,"八竿子打不着"?但恰恰相反,这些物件不仅组合到了一起,更让人觉得"脑洞大开",这件件都是"奇妙"收藏家唐致乾的精心设计。之所以称之为"奇妙",是因为"奇"在有些物件是现在十分少见的稀奇之物,而"妙"就妙在他将这些毫不相     

沿“一带一路”前行 让中国画“百花齐放”

在国家画院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采风写生"活动中,何水法看到了作为昔日海上丝路重要停靠点的东南亚各国的"百花齐放"——有自然之"百花",也有人文之"百花"。这"百花",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和创新的激情,也给了他追寻属于他的中国梦的无尽力量。     

再论“真”与“真理”

西方哲学中的truth一词,中译多为"真理"。文章以康德文本为例指出,由于将他所说的wahrheit译为"真理"和"真理性",因而引发许多理解方面的问题。基于关于康德文本的探讨,文章指出,应该将truth(Wahrheit)译为"真"而不是"真理",并且主要在"是真的"这种意义上理解它。而且,这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西方社会建设思想:演进逻辑及其“脱域”价值

伴随西方现代性而展开的"现代化范式"创生了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基于人与社会关系元命题的分殊认知,西方知识界着重探讨了以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建设议题,形成了多元的社会智识。其中,围绕自由与秩序关系的设置与调试,形成了法治基础上的"制度—结构—心理"任务框架,颇具启发性。在政治社会生态迥异的中国,对这一智识体系的借鉴应坚持方法论的自觉与辩证思维,批判性地考虑其价值的"脱域"性。基于此,大转型时代的中国社会建设,需要深度根植于自身实践场域所规定的"复杂现代性"来发掘其普遍性的理论因子,同时参鉴"他山之石",从而塑成具有可持续性的良序社会发展。     

黄遵宪“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界把"东学"狭指"日本之学术"。因为研究近代的黄遵宪"国学"与"东学"的关系,即借用了近代通用的"东学"之涵义。黄遵宪首先在《日本国志》中提到"国学"之词,并且多次提到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还叙述了日本近代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代表人物之一本居宣长。我国近代,国学界盛行"国粹"之说,也不可忽视黄遵宪的贡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给予了我国近代国学者极大的影响。我国近代学者通过《日本国志》,不仅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等,而且还了解了日本的文化,了解了日本近代的"国学",了解了日本的"国粹",黄遵宪对我国近代"国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并且黄遵宪也阐释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对日本学术有着很大的影响。     

“个人”的发现与“究天人之际”中的史书叙事——以《史记》的“项羽”为例

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创变是前代史书叙事中"个人"意识日渐觉醒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叙事中采用情感透视的方法更能从心理层面艺术化地展现司马迁与传主之间的"灵犀",其中也必然包含了司马迁对人生、历史和哲学的独到感悟。因此这种直面个体情感的新颖叙事不仅促使司马迁在书写以项羽为代表的历史悲剧人物时能真正取得心灵的呼应,更决定了"究天人之际"的哲学命题在司马迁的笔下能够进入人性的深层,这也是《史记》超越一般意义的历史、哲学著作的关键,使之成为文学史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