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艺文的历史遭遇

女真人在创建大金帝国的历程中创建了一代辉煌的文化,金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文献,无不集中体现出通俗实用的特点与富于创新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然而,金代文献典籍却传世稀少,金末之丧乱是一代文献典籍毁灭的重要原因,但是问题不止于此,还存在其它一些复杂的因素,主要有:一、以家藏文稿方式保存,易于损毁,难以流传;二、传统的封建正统意识抑制了金代艺文流传,使之屡遭磨难;三、元明两代窃取金人著述成风。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认同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从静态看,思想品质上注重实践性,思维方式上注重辩证性,价值诉求上注重整体性,这三大文化认同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可能的内在前提;从动态而言,文化认同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诉求时期为革命思想认同,经济诉求时期为均富思想认同,当下文化诉求时期为最高形式"文化植入",即"把马克思主义培植为一种中国的本土文化",进入民众的实际生活,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国家认同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血脉、灵魂和品格,文化作为民族成员共同信奉的思想观念一以贯之,代际相传。文化认同是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动力之源,是国家认同最深厚的基础。以文化认同为契合点来固基国家认同,强化了国家认同的心理依据和思想基础,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增强和拓展国家认同的空间。当今,通过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凝聚共识,探讨中国国家认同的强化之道,提升民族的整体归属感,尤其重要。     

全球化视阈下的文化博弈、认同危机与文化创新

全球化场域中,西方"霸权文化"通过重构一种被崇拜、被认同、被摹仿的"文化标本"以垄断全球文化解读,在灌输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同时获取巨大商业利益。而后发展国家文化结构中主流文化的权威不断被削弱,民族文化在西方"霸权文化"的冲击下日益丧失自身个性,民族认同面临着断裂的重重危机。因此,应当把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到民族兴衰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努力保持民族文化个性,积极推动传统民族文化的创新,赋予新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强化、巩固民族认同,大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全球文化竞争中以独特的"我们的"民族文化特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儒林外史》与典籍文化

《儒林外史》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封建文人,其中典籍文化方面的内容较为丰富。纸质书写载体有:斗方、扇面和手卷。图书流通环节涉及印刷、销售、赠送、收藏。古书作伪主要体现在剽窃他人之书以为己书。《儒林外史》对明清典籍文化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传承与认同：红色文化增强政治认同的内在机理探析

红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类型，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精神内涵，是增强人民群众政治认同的重要资源。本文通过追寻红色文化增强政治认同的理论依据，把握新时代红色文化为提升执政党认同提供方向引领，为人民群众意识形态认同提供有力武器，为政治行为自觉提供活水源泉的价值意蕴，探析红色文化增强政治认同的内在机理，从而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增强人民群众政治认同。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中华典籍英译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通过翻译把中华典籍及其经典文化介绍给世界,对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由于中西语言存在着较大差异,外国人学习汉语面临着实际困难等现实,要想有效地传播中华典籍,译者应该借助英语这种世界语言。译者在中华典籍英译时应该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倾向,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使典籍翻译切实起到宣传介绍典籍和文化传播的作用。     

《尚书》及两汉经学有关巫咸的叙事与角色认定

<书序·咸乂>和<尚书·君奭>两次提到巫咸.孔安国作为西汉古文经学家,把巫咸说成是殷商王朝的贤臣,巫指姓氏,咸是其名.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从文字构形切入,认定巫咸的身份是殷商朝廷的巫师.马融、郑玄师徒兼通古文和今文经学,他们一致认定巫咸兼有朝廷官员和巫师的双重身份.司马迁作为孔安国的弟子,兼用今文和古文<尚书>,对巫师所作的叙事和认定未能一以贯之,有时回避他的巫师角色,有时又把他纳入巫师行列.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

本文考察了汉儒由“学”与“术”的分野产生的文论叙述的双重指向,由此达到对汉儒文论的整体理解,这是一种以经典释义为凭藉进行文化规范的文化类型。     

汉代经学中的文体学研究

汉代经学昌盛,汉代经部文献中包含不少相当重要的文体学史料。汉儒在先秦儒家经典的笺注和训诂中,也涉及对早期文体本原含义、体制以及相关的名物制度的研究,内容包括对诗歌性质、作用、表现手法、体裁分类的论述,对礼制与文体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文体语词的语源学探讨。尽管这些还不是自觉的文体学研究,却开启了先秦文体史研究的先河,在内容和方法上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对后代的文体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阮元与清代经学

文章不赞成对阮元的经学持否定态度。主张把阮元的经学放在明清之际学术流变中去考察;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中去认识;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去理解。认为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实事求是地把清代经学推向新境界,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     

后殖民视角下我国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原因

后殖民主义者认为西方在进行文化侵略时,扭曲了东方民族的文化身份。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民族国家也未能幸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存在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问题。我们力图结合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图式思想,从对一些观念的误读和社会现实出发,分析我国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主要原因,以期对我国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良好交融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     

金代孔庙的发展、成因及作用

孔庙作为儒学的宣传阵地在金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到发展到繁荣的历程。其发展是由于统治推崇儒学和治的需要，是金朝尊孔崇儒、实行治的重要手段。孔庙的广泛建立推动了儒学的推广。由于儒学的推广，从而完成了女真族的汉化，吸引了汉族的人才，促进了金朝的统一和安定，实现了治。     

丧服视角下的晋代母子关系

从丧服角度可以清楚地窥探到两晋母子一伦的实际状态及受重视程度.晋代礼家在对庶子为所生、子为出母、子为嫁母应否服丧以及服丧的规格等礼学疑义进行论议时,均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先秦周制的规定与汉代经师的观点:主张庶子在父卒后为所生母服齐衰三年之服叙、出妻之子为本生出母的服叙不能因为母亲与自己绝族而有所减损、即便是为父后者为其本生嫁母也应有服.但是,对于非血缘的母子关系,两晋礼家在是否应为继嫁母或嫡出母服丧问题上所持观点与汉代经师没有多少差异.这说明在小宗法制的背景下,母子间的血缘亲情越来越被强调,而两晋礼家也从礼制上去论证为本生母服丧的合礼性,目的是为了伸张这种血缘亲情关系.     

当代网络语言的特点及流行的文化原因

网络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交流和传播平台,在网际交流与传播中,网络语言应运而生并不断变化发展,它所形成的独特语言风格和特点,是由科技、文化等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本文旨在通过对网络语言的分析,探讨网络语言的特点与形成的文化原因。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