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法到“私”法:农村孝道衰微的原因

西周时期"孝"作为宗族内部的伦理规范,体现了制度上"私"法的性质。汉武帝时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开启了儒家道德的法律化运动。儒家的学说与道德原则被吸纳入国家法律,成为法律的指导精神,"孝"受到国法严厉保护,体现了制度上"公"法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民个人权利意识日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衰落、村干部的功利化等诸多原因,农村孝道出现由"公"法向"私"法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农村孝道的衰微。     

“孝”的伦理审视

在传统社会,"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是至善的美德。但是,如果将"孝"人为地强化、泛化,则必将使其失去本义而发生扭曲。传统孝道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石,带有鲜明的封建主义色彩。进入近代社会,进步思想家们把对孝道的批判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相结合,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实质。但是,作为"孝"的最初本义——尊老爱老,我们却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它,而这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值得继续发扬光大的。     

孝悌传统与长幼尊卑:传统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

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它也左右着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具体说来,为赋予封建宗法制度及相应的"尊老"观念以合理性,儒家所倡导的以"顺亲"或"无违"为中心的孝道观念,为传统中国的亲子关系奠定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而长幼尊卑和师道尊严,也是这种"孝道"观念在处理非亲子间人际关系时的一种延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儒家道德观之核心的封建"孝道",1919年后为什么会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的靶标.     

儒家孝道哲学的形上根据

孝,这种为人子者内心对父母的思慕和感激之情,不但具有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意义,而且是中国人实现终极关怀的主要依托.学界多关注孝道的内容、如何去行孝等伦理问题,却忽视了为何要行孝的形上根据问题.孝道既是孝子亲情的体现,又是遵循天道规律以尽人事的表现.儒家孝道的哲学意义在于其具有的“报本反始”的精神和其作为君子仁人“诚明天道”的独特方式.儒家大孝的代表人物曾子,以孝来建构他的道德生命,实现其安身立命之依托.     

论清代士人丁忧期间的学术文化活动

清代士人在参加科举或做官之后,不少人会经历父母丧亡的人生变故。由于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汉代以来士人丁忧期间要居家守丧,不能考试、做官、交游、娱乐,加之受清代前期社会风气、学术潮流的影响,很多清代士人在丁忧期间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在礼学研究、历史考证等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在文学创作、讲学、课蒙、编刻书籍等方面的活动,也多与平时有所差异。     

汉代“不孝入律”研究

汉代是孝伦理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与褒扬孝道相对应的就是"不孝入律",对后世封建法制影响深远。由汉代各类不孝罪及对不孝罪条文和法制实效的结合、比对入手,分析汉代"不孝入律"的发展、演变过程,可探讨汉代"不孝入律"的特征以及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的历史流变。     

从“群己权界”到“公私德界”——道德哲学原理的自由儒学之思

当前学界对公德私德问题的论辩聚焦于道德行为的实践,而没有探究道德规范的建构,其实是没有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因为"道德行为"只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遵行;而"道德规范"本身何以可能,才是道德哲学要追问的根本问题。对此,孔子"礼有损益"的思想提示我们可以"德有损益"作解:道德规范随着生活方式的时代转换而更新,其更新的依据为"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儒家道德哲学原理。基于此,我们才能展开合乎时宜的道德实践。据此反观,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界分为前提,之所以要界分公私,其实质与"群己权界"问题相对应,这其中也指示着一种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模式——"公私德界",而实际地确立"公私德界"的道德模式正是现代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这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乃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历史上的孝道入法

"孝道入法"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久远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孝道是维系家庭伦理的道德律,在极为重视纲常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制定法律使孝道从道德层面上升为法律层面,从而加深其对社会的控制力,以维护其统治。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古代“孝道”的社会化、政治化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迪

孝道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在古代,孝道被视为"德之本""仁之方",它植根于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可从中培育出爱、敬、仁、义等美德,并通过推己及人,行之天下,使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孝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孝"文化虽然存在若干历史局限,但它所包含的合理性仍可以抽象继承。孝道最符合人的天性,以它作为道德教化的突破口容易被人们接受;孝道是善良的种子,它的生根开花必定会结出道德的果实;孝道是一种永恒的价值,它的升华可成就无私的博爱。社会化与政治化巧妙结合是古代由"孝治"到"德治"的战略设计,"倡"与"导"同时并举是古代推广"孝道"的战术举措。借鉴古人对孝道的社会化与政治化作无缝对接的战略思维,可以为当前推动道德建设、净化社会风气找到一个突破口。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汉初法典的儒家化

长期以来学界认为,中国封建法典的儒家化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记录了从西汉建立到吕太后二年西汉政府陆续颁行的法令。从《二年律令》来看,西汉初期的法典就已经融入了儒家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同罪异罚、维护孝道、救助贫穷、养老制度、宽刑主义五个方面,其中同罪异罚、维护孝道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直接源自秦律。事实上,儒学对秦朝和汉初的政治生活并非全无影响。     

儒家民本法律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法律思想中既有延续,又存在制度中的缺失。儒家民本思想包括:一、"民"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和基础;二、教育是使"民"转化为"仁"的必由之路,其中"仁"又是一个社会达到和谐、自制的保证;三、儒家民本思想贯穿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使得中国的君主专制得以缓解。儒家民本思想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实践。     

论儒家政治哲学的制度之维——以封建郡县之辨为中心

封建郡县之辨生动展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制度维度。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依据各个制度的组织原则以及封建要素与郡县要素之间的交互融合程度,可以将历代封建郡县之辨所关涉的制度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封建制、郡县化封建制、封建化郡县制、郡县制。封建制与郡县制容易造成较大的政治危机,无论“其专在上”还是“其专在下”,都不利于维系共同体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因此,能够更好地平衡仁与义、家与国、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的郡县化封建制和封建化郡县制在整体上要优于另外两种制度。而在内部稳定和外部威胁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历史上的中国政治制度最终演变为某种程度上的封建化郡县制。     

“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

章太炎至少有五种文献涉及"庄子即儒家"议题:早年两种尚属消极评论,晚年三种已是积极参与。"庄生传颜氏之儒"是其画龙点睛之笔:颜子一系儒学由庄子传承,庄子是颜氏之儒的传人;传颜氏之儒的庄子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坐忘不是道家的本事,而是儒家的至境;即使庄子后来成了道家,但他当时也是以儒家身份,把颜子坐忘的工夫与境界记载并传承了下来。由章太炎晚年的积极参与可知,"庄子即儒家"议题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儒道互补之思所能范围,而是具有独特的思想史内涵,理应获得自身的思想史地位。     

李贽的丧葬观与孝道论——两次丁忧的冲击与刺激

李贽在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因父亲和祖父去世而两次去官返乡的丁忧守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其仕宦蹉跎、子女多夭等种种厄运的重要诱因。现实的遭遇,使他对礼制的合理性表示质疑,进而对孝道加以理论思考,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丧葬观和孝道论,这也是他反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律中家族法的社会基础

按照现代法学的观念, 社会不应该因为受害客体的不同, 而对犯罪主体的惩罚出现差异, 可是中国古代法律对家族内部的犯罪却有不同于非亲属间侵害的明确规定。瞿同祖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说: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 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和中国社会的基础, 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 而他又在书的附录《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指出: “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 纯本于法家精神。……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①这明确告诉…     

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政治

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封建礼仪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实现封建宗法统治的有力工具。秦汉以来，各代封建统治者无不注重修订仪利，发挥其中尊君抑臣精神，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传统礼制所极力宣扬的男尊女卑、君君臣臣思想，无疑是武则天执政的极大障碍。但她却能够巧妙地克服障碍并进而利用礼仪制度来为她的统治服务。其政治手段之高明令人赞叹。武则天是怎样利用礼仪活动来为她的统治服务的呢？以下，我们对武则天时代（从光宅元年武则天临朝称制到神龙元年中宗复辟）的礼仪制度上的一些重大举…     

“义利之辩”与两个文明建设

义利之辨,是我国古代思想界争论了二千多年而未有定论的理论悬案。其影响所及,令今天的人们也为之思索再三。 古代所谓义,一般指与礼制紧密相关的封建道德规范。所谓利,泛指利益,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经     

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生观论析

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套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其理论核心在于肯定人生中的"关系"并对之进行哲学阐释。"儒家角色伦理学"认为,世界是以"气"为根本范畴,贯通本性与活动、个体与关系的"关系集合体";人在多种境域中扮演不同社会角色,是"角色伦理"之人;人性基于一种特定的初始状态,在现实中成长、交往而逐渐形成。安乐哲的这种阐释从中西比较视野开拓了儒家人生观研究新的理论维度,对于理解儒家思想的关系性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儒家角色伦理学"从政治哲学反推至人性论的做法凸显了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侧面,但其与儒家人生观的历史全貌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三礼”中的孝道思想浅析

中国的孝道始盛于西周,周人治理天下也已将孝道作为其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三礼"即<周礼>、<礼记>、<仪礼>三部儒家经典著作,它们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论,但其中所富含的孝道思想反映出孝道在西周的盛行,对后代孝道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