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的调查为例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根源在于地区发展的相对落后。新经济迁移理论等认为影响人口流动决策的因素有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迁移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人口流出给边境地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人口流出的调查,分析流出人口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人口流出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有无外出经历、婚姻、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和户籍等对人口流出有显著影响。应提高边境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解边境人口流出的问题,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吉林省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对吉林省边境地区的人口跨境流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吉林省边境地区年龄在15⁵9岁之间的人口跨境流出意愿最强烈,朝鲜族和满族人口比汉族人口的跨境流出活跃得多;与国内流动人口相比,初婚有配偶人口和离婚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大于未婚人口;接受过教育的人较文盲半文盲人口的跨境流出态度保守;与未流动人口相比,再婚有配偶人口比未婚人口的跨境流出态度保守,但离婚人口比未婚人口的跨境流出倾向大;有过外出经历的人更容易跨境流出。     

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跨省迁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东北地区从2000年开始流动人口逐渐由个人跨省流动转变为家庭化迁移,然而国内有关东北地区跨省家庭化迁移的人口学、社会学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家庭结构、定居意愿、家庭化迁居方式、迁居水平、影响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化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跨省迁移家庭结构的稳定、流入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定居意愿的加强等因素使家庭在跨省流动家庭化迁移进程与迁移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家庭化迁移过程中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的年龄越大、在流入地时间越长、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化迁居水平就越高。面对东北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增强的情况,政府应顺应社会规律,强调责任主体意识,深化政策领域改革,建立为流动家庭服务的社会政策。     

中国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留守人口的比较研究

文章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流入地流动人口与同时期流出地留守人口两个人群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职业呈现出鲜明的非农化和地缘性特征,单位依附性增强,但职业地位并未提高。除了地域和个人特征变量之外,就业时间与就业渠道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超过半数的留守人口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但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外出经历对于留守人口的职业选择并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文章对这些结论的社会意义进行了讨论。     

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

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东北三省人口流失问题亟待进一步梳理和总结。本文根据2005-2020年各省人口普查以及抽样调查数据,运用迁移网络与人口集聚度进一步细化研究主题的空间尺度并明确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本文基于人力资本迁移理论、新古典微观迁移理论与新空间经济学等构建了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理论框架,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实证角度验证经济与地方品质因素对东北三省流出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东北三省人口流出强度由北向南递减,区域内人口流动围绕哈长城市群与辽中南城市群呈现“一轴”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区域外人口流出空间格局由“块状聚集”向“多点化聚集”转变,一级中心城市分布于京津地区,二级中心城市主要分布于青岛市、上海市、杭州市以及深圳市,三级中心城市广泛分布于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与成都市、郑州市、西安市等中西部省会城市;密集区平均以7.76%的城市面积集聚了80.59%的东北三省流出人口,东部沿海城市基本被均值区以及密集区覆盖,中部地区的密集区呈现“点状分布”的格局,西部地区基本被稀疏区覆盖,其中深圳市、天津市、上海市与厦门市的东北三省流出人口集聚度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城市;由...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出人口个体和家庭特征研究——以贵州省某县为例

本文以少数民族集中,且人口流出较多的贵州省某县为例,从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角度,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技术,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出人口的特殊性.结果表明:该地区一半以上家庭都有成员流出的现象,且具有明显家庭化趋势,家庭人数和家庭抚养人数是影响家庭成员流出的重要因素.在少数民族聚集区生活的汉族家庭有较强的成员流出倾向,少数民族家庭更倾向于留守.该地区流出人口的离婚率高于常住人口,尤其是在已婚家庭中单独外出打工的男性具有较高的离婚倾向.     

美国老年人口变动特征及其影响分析

虽然近10来年美国老年人口的增势减缓,但随着"婴儿潮"人口逐渐进入老龄阶段,美国老年人口问题将渐趋突出,势必影响美国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各个层面,使社会福利制度面临更大的挑战。我国人口变动的某些特征与美国有相似之处,美国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福建省人口重心移动路径及其影响因素的人口学分析

通过对1964、1982、1990、2000、2004年人口重心的计算,得到福建省40年的人口重心变化趋势,发现福建省几何中心在尤溪境内,人口重心始终在德化境内;人口分布一直处在不平衡状态,人口密度东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人口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经历了先向西然后向东的过程,而南北方向上则始终向南移动;40年来人口重心移动路径大约是16公里。我们通过进一步分解人口重心公式,发现福建省1990年人口重心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新增人口;而2000年主要影响因素是流动人口。     

中部地区省际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五普"、"六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人口流出的角度分析中部各省人口流出的变动特征,结果发现21世纪以来中部总体流出人口规模增速虽有上升,但相对全国有所放缓,中部各省中流出人口规模大的省份有流出人口规模增速放缓的趋势,而规模小的省份有增速加快的趋势,中部省际流出人口的流向选择具有明显的区域聚集效应,流向分布以湖南、安徽和江西最为集中,以山西、河南最为分散。基于2002²012年面板数据建立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对流出地经济影响的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发现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对中部地区总体经济增长具有微弱负向影响;中部省际人口流出不利于缩小中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此外,中部省际人口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人口流出总体上降低了第三产业GDP产值比重,相对增加第一和第二产业GDP产值比重。中部地区经济水平的相对落后导致中部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出,而人口流出又进一步阻碍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加强对中部经济发展的重视,缓解中部大量人才外流现象,同时中部人口流出对各省的影响不一,政策制定还需因地制宜。     

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日益增加,流动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流动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老年人口发生迁移流动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流动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公共卫生服务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流动老年人口由于年龄因素,身体健康状况更加备受关注。如何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险方式使老年人享受异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流动老年人口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三个层面对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进行描述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研究相关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居留意愿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均有影响;从流动特征的维度来看,流入区域、流动范围、流入时长与流动原因四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均对流动劳动年龄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中,除了再就业变量以外,其他变量的全部类别或部分类别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融合提供科学依据。     

浙江省劳动力就业特点分析

本文分析了浙江劳动力就业的四大特点,即: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相对较高;私营、个体企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场所,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相对较少;劳动力的流动性大以及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不高。     

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的调研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大学毕业生不是只关注现阶段的就业质量好坏,而是同时对就业质量有全面长远的评价;收入水平仍是大学毕业生评价就业质量的首要标准;大学毕业生开始更多地关注非收入因素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保障性和稳定性是大学毕业生评判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基于此,本文在如何改善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方面对大学毕业生、 企业、 政府给予了相应的启示和建议.     

大学生就业心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大学生就业心理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对两所高校的522名大学生进行测试。探索在新的就业形势下,当代大学生面临就业时的心理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总分均在全国常模之下,消极情绪(焦虑和抑郁)总分高于全国常模;个体所占资源就业优势越显著个体感知到就业压力就越小,反之则体验到的就业压力越大;就业优势越显著,个体越倾向于将自己的就业问题归因于可控的内部因素,反之容易归因于一些不可控的内部因素或直接归因于外部因素。     

论日本就业状态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战后日本经济经历过长期高速发展的辉煌 ,也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长期痛苦。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相对应 ,就业问题曾几度以不同的形式成为日本社会经济的重要课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 ,几十年来 ,日本走过了大量失业、充分就业、劳动力严重短缺、相对严重的失业这样一条道路。本文以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外贸收支、雇佣方式、妇女就业等几项具有日本特色的影响因素为中心简要地对上述过程进行考察分析     

被征地农民就业与参保意愿及政策建议——基于西安市调查的分析

通过问卷调研,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与参加社会保障的现状、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率低主要原因是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就业意愿与就业能力有偏差。其次,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是被征地农民参保意愿低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程度低,是造成被征地农民"弱势"地位的深层次原因。对此,应根据被征地农民的需求,建立多种形式的就业培训和就业扶助,尤其扶持有意向的被征地农民自主创业;为实现与城镇社会保障的对接,应建立多层次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非农劳动力迁移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国情,对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研究较多。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非农业劳动力在空间上的迁移也越来越普遍。文章通过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重庆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描述了非农劳动力迁移的人口特征,同时基于LOGISTIC回归方程方法,研究了非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农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单位性质对迁移意愿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与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吉林省流动人口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吉林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吉林省流动人口的规模也日益壮大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吉林省流动人口在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相应地获得了一定的收入,但是吉林省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也存在差距。吉林省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不仅收入状况上存在差异,而且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也各不相同。本文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的分析法,分别对吉林省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收入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别从流动人口的自身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个方面来比较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日本老龄人力资源与就业特征分析

作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日本社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解决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及相关部门很早就开始了对老龄人力资源利用的研究与实践。本文将研究视角锁定于日本老龄人力资源就业的性别与行业结构特征,试图为我国的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一点借鉴。     

生育观影响因素的经济分析

通过生育意愿和生育文化的比较,界定生育观的范畴及生育观对生育行为的作用方式,探讨经济因素如何具体作用于生育观,从宏观、微观不同层次分析经济因素对生育观的作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