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背景下完善我国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会触及多领域、多行业主体利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需要凭借法治手段。应将完善碳中和立法融入实现“双碳”目标的全过程,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并以此促进解决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着碳中和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界定不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碎片化、碳排放管理制度法律缺位、碳排放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立法滞后导致政策实施缺乏法律支撑等问题。因此,应立足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尽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系统科学的碳排放管理体制、通过协同立法减少碳中和法律适用冲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碳中和法律的执行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协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     

碳中和愿景下居民低碳消费的路径探析

我国提出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宏伟愿景,并将其纳入了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碳中和"目标是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长期以来的能源消耗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中国来说,面临着比欧美发达国家更多的挑战,存在着更多的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居民消费已成为碳排放的重要来源,绿色低碳已成为人心所向,需要能源、生产、消费等要素在更高层面相适应相匹配.     

国际碳信息披露发展评述

国际碳信息披露主要分为强制性披露要求和自愿性披露框架。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里披露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也要求大型排放设施向监管部门报告温室气体排放。自愿性披露以碳披露项目(CDP)和气候变化报告框架(CCRF)为代表,建立了包括气候变化战略管理、风险与机遇在内的碳信息披露框架。2013年就有32家中国公司参与了CDP的调查,回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这些国际要求和框架也存在着缺乏可比性、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各有局限的问题。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加剧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开展,应从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绩效指标、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三个方面构建我国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框架。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城市绿色转型的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碳中和目标已成为全球各国、主要城市的普遍共识,碳中和目标下的城市全面绿色转型也成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寻求绿色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通过阐述碳中和目标下城市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动力机制、支持机制与保障机制,总结全球城市绿色转型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从能源供给端、能源消费端以及低碳技术、生活消费、城市空间格局等方面认识中国城市全面绿色转型面临的问题。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城市应从能源供应体系低碳化、能源终端消费电气化、城市空间设计近自然化与空间利用高效化、城市碳中和治理协同化等方面推进城市绿色转型。     

长江经济带省际贸易碳不平等:要素禀赋结构驱动的视角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随着区域分工和贸易的不断发展,区域间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也导致了碳排放的转移。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分析结果显示,由于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区域贸易引发了碳不平等问题,也影响了区域碳减排责任的划分。区域协同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具体路径包括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能源革命、协同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建立区域差异化碳减排责任体系等。     

贵州省农业发展碳排放脱钩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何在保证农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减少碳排放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基于贵州省2009—2019年农业碳排放量的测度,进一步对贵州省农业发展碳排放脱钩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探究贵州省农业发展碳排放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贵州省农业发展碳排放脱钩效应整体呈脱钩状态,且以强脱钩为主;能源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碳排放脱钩起促进作用,经济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碳排放脱钩起抑制作用,但不同年份具体情况又有所差别。为此,应该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强科学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导居民低碳消费等方面入手,促进农业发展的碳排放脱钩。     

论中国在碳减排体系中的定位——基于美国“碳关税”措施的反思

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包含了"国际储备配额"计划,其延续了美国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国家划分标准的反对态度。中国在当前气候变化框架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在该法案中再次受到质疑。为维系实质公平和人的发展权,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量的多少应成为是否强制减排的标准。新兴发展中大国应是中国在全球碳排放减缓体系中确当的定位。该定位既没有回避中国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攀升的事实,也考虑了中国碳排放减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质性影响,最终符合"共同但区别责任"原则的发展趋势。     

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概念界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在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碳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从"概念-理论-因素"出发构建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狭义的碳金融主要涉及绿色贷款和服务温室气体减排的投融资活动,广义的碳金融一般泛指围绕发展低碳经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并降低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金融活动;依据公共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高碳排生产企业容易出现"搭便车"行为,明晰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可以有效实现碳减排目标;碳排量分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结构、产业转移、碳排放权定价机制等对碳金融市场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中国农业农村碳排放趋势测算及实现碳中和政策路线图研究

农业农村无疑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之一。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LCA）测算中国农业农村碳排放情况可知，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已于2014年达到峰值，但农业碳排放结构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其中，水稻田碳排放占比最高，牲畜养殖碳排放总量变动不大，农地利用碳排放增长很快。中国农村碳排放总量在波动中于2017年达到峰值。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推动了农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持续上升，但在农村人口持续转移背景下农村能源消费总量出现了下降，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也对农村碳排放达到峰值起到重要作用。针对实现农业农村碳中和面临的技术瓶颈和推广约束，在法规、组织和政策方面支持不足，政策目标冲突和农户经营顾虑等多个难题，可采取由技术路线、区域路线和制度路线构成的农业农村碳中和路线图：大力发展和广泛应用固碳减排技术，建立权责明确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促进农业农村实现碳中和的多层次法规和政策。     

长江经济带工业碳排放与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12年相关数据,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和LMDI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经济增长及驱动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可得出结论:一是长江经济带工业碳排放量增速趋缓,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40%⁴5%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二是长江经济带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经历了脱钩到挂钩再到脱钩的过程,对能源的依赖由弱到强再到弱,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由集约到粗放再到集约。三是劳动生产率主要是驱动工业碳排放增加,其次是劳动力总数因素;能源强度是抑制工业碳排放增长主要因素,劳动生产率的驱动作用大于能源强度下降的抑制作用;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劳动力地域结构对工业碳排放先抑制后促进,但作用有限。     

中国碳金融对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CDM视角的实证研究

碳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刚刚起步。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附件二"国家之一,在第一承诺期内暂无减排义务,目前主要借助清洁发展机制(CDM)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活动。选取2006年到2010年我国十个省份基于CDM碳交易的预计碳减排量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碳金融对各省份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各地区单位GDP的碳减排量对其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发展碳金融有利于促进各省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     

中国城镇化进程影响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异质性研究

城镇化过程既是产业和人口集聚、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能源大量消耗、碳排放高度集中的过程,加快促进城镇绿色低碳转型在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中国城镇化进程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呈现出较大地区差异,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生活消费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影响全要素碳排放效率过程中...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发展论析

“双碳”目标是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作为赋能“双碳”目标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凭借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生态普惠效应,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重塑生活生态空间创造更多可能性,进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当前三大产业仍具有较大碳减排空间,亟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此,我国应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坚持“数字化+低碳化”发展路线,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把准“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完善“信息化+集约化”发展模式,引导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在政策措施层面,应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治理赋能多维降碳发展;大力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以金融科技缓解碳减排融资约束;稳妥推动碳市场体系建设,以技术手段助力碳排放权交易。     

"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多维阐释与中国策略

我国最大的碳排放来源于化石能源消费,"双碳"目标任务的提出,对我国能源转型进程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本文基于社会变迁和系统性分析视角,从动能—技术创新维度、载体—市场体系维度、保障—系统治理维度分别阐释了能源转型的内涵.信息化技术与能源技术等多层次技术协同创新通过提高能效、降低成本、价值链增值等来拓展能源转型空间:能源转型重塑能源市场生态,电力行业成为"双碳"目标主战场;能源治理网络扁平化、去中心化、智慧化发展,亟待系统治理模式加速变革与创新.三大维度相互关联,辩证统一.为顺应技术、市场、治理转型趋势,我国应从推动多层次核心技术领域协同创新、大力发展以能源新型生态为特征的智慧能源体系、加强能源转型与社会不同领域的协同规划、数字化推动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提升等多方面为能源转型提供支撑.     

“双碳”目标下中国低碳能源法律制度创新研究

实现“双碳”目标，对中国立法提出了相关要求，要求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现行能源法律制度与实现“双碳”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为能源基本法顶层制度设计缺乏统筹性、化石能源单行法碳约束制度设计缺乏明确性、非化石能源单行法低碳激励制度设计缺乏完整性、二次能源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制度设计缺乏现代性。比较借鉴英国可再生能源义务制度（配额制）、德国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制度、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美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制度、日本能源节约制度等国家或地区低碳能源立法经验，“双碳”目标下中国低碳能源法律制度创新，应以“双碳”价值融入为核心，创新能源基本法原则设计，将“绿色低碳”“节能减排”作为能源法核心价值；以约束性规则为核心，创新化石能源单行法制度设计，相关化石能源单行法明确规定碳约束制度；以激励性规则为核心，创新非化石能源单行法制度设计，相关非化石能源单行法明确规定碳激励制度；以体制改革为核心，革新二次能源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制度设计，立足电力市场化改革方向规制电力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以法治创新为核心，促进能源法律法规体系性衔接，重点包括促进...     

低碳经济与中国能源立法

能源的利用与气候变化之间有很大的联系,低碳经济理念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碳排放高居不下的问题。在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能源立法应该作出回应,以生态化为目标,以低碳化变革为路径,并从传统化石能源立法和新能源立法方面做出不同应对。     

中国的碳减排路径与战略选择——基于八大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如何实现低碳发展事关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研究结果发现:经济规模每增长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5百万吨(MT),但是不同行业间经济增长的边际碳排放量差异很大;经济结构重型化加剧碳排放的增加,制造业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56MT;技术进步推动能源强度下降,是减少碳排放的核心动力,能源强度每下降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减少33MT;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碳排放密度居高不下,能源结构变化的减排效应并不显著,但是,综合碳排放密度下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现出能源结构优化的迹象。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促进节能技术与工艺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国低碳发展的必经之路。     

国际碳减排社会化制度创新回顾与借鉴——以排放权交易为视角

碳排放权交易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化环境制度创新安排.文章对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化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深入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相关核心机制设计问题,以期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政策性发展思路.     

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我国低碳政策选择——基于1994～2010年工业39个行业的证据

本文采用优化的Laspeyres完全指数分解方法,对1994～2010年我国工业部门39个行业的碳排放进行了分解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要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重点,其次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特别是加大开发新能源的投入力度是实现我国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     

北京市碳排放达峰的思考

确定积极合理可实现的碳排放峰值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有利于倒逼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我国明确提出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并要求低碳试点城市尽快明确碳排放达峰时间,推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达峰。北京是全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市,已提出力争202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的目标。分析和测算结果显示,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增速将在"十四五"到"十五五"期间实现明显下降,并有望在2030年达到峰值,境内能源消费结构将得到明显优化,高碳能源逐步由零碳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计入全市碳排放的外调电力碳排放因子也将有所削减,2020年碳排放达峰目标可以实现,碳排放峰值约为1.66亿吨,人均碳排放量7.2吨左右。对比发达国家碳排放达峰先行经验规律和北京市发展总体形势,能耗增量较大是北京市碳排放达峰的首要制约因素,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和外调绿电比重是北京市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的主要途径,加快推进政策与技术节能减碳成为北京市实现碳排放达峰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