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总集凡例与文体批评

明清总集凡例蕴含着丰富的文体批评内容。总集分体编次的传统,使文体分类和序次同时具有了编纂体例意义,这通常会在凡例中得到阐发。总集凡例因此成为研究文体分类思想的重要文献。一些具有选本性质的总集,其作品的取舍标准,体现了编纂者对相关文体的起源、功用、体性特征、发展演变、审美风格等的综合评判,这种评判一般也会在凡例中明确揭示。因此,研究明清文体学和文学批评,对总集凡例应予以足够的关注。     

文学传统与文类学辩证法

文学类型的划分、文类概念的确立以及分类标准的制订必须以文学传统为依托。根据历来批评家积极论证、作家共同践行和读者普遍认同,所谓“文学类型”或“文类”应理解为文学体例的类别,既包括语言形式的体例,又包括题材内容的体例。文学批评推动了文类概念的确立;文学创作是文类发展的开路先锋和不竭动力;文学接受的介入影响着文学类型的再生产。这三者与文学传统之间复杂多变的辩证关系展开了文类发展史上多彩的画面。     

文学史书写中的通俗文学地位论辩

有关文学的观念,尽管莫衷一是,但崇尚文学经典却是中外文学的一个悠久的、勿庸置疑的传统。而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又与文学史的书写息息相关。通俗文学在文学、文学史的强大的"万有引力"之下,向来被认为"不是文学",一直难于以其应该拥有的正常姿态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在文学形态多样化已经成为事实的当下,我们对于通俗文学除了应该进行审美的观照之外,更应该进行社会学、文化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以见出其独有的价值。     

张之象《唐诗类苑》研究述略

明嘉靖年间张之象编纂的《唐诗类苑》,是现存规模最大、分期最完整、体系较为完备的类编唐诗总集,具有独特的编纂体例和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唐诗总集研究的整体热闹景象相比,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的相关研究相对冷寂,其内在的学术价值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和认可。通过对《唐诗类苑》刊行四百年来的传播情况、受关注程度以及2006年前后不同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为一部体例较为独特的唐诗总集,《唐诗类苑》正逐渐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探究,其在唐诗学史上的学术价值定能进一步得到彰显。     

论中国古代"杂文"的文体特征

杂文名称内涵复杂,这不但表现在杂文之"杂"上,而且杂文之"文"也义域广泛.杂文从文类泛称到文体专称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使得其命名方式和分类特征都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矛盾和困惑.作为文体专称意义上的杂文是在宋明总集的编纂过程中定型的,基础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主的古文杂文创作,而编选体例和文类设置上则与<文选>和<文心雕龙>有很深的渊源.中唐以降,古文中杂文在内容功能、语言风格、表现方式以及题目篇幅上都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新世纪以来词学研究的进展与瞻望

新世纪以来,词学文献整理全方位推进,明清词断代总集和词话丛编、类编及词籍序跋、论词绝句等新文献连续问世,词集笺注、词人生平和版本目录的考订也多有创获.词学理论研究有四大进展:格局的改变,从重唐宋到热明清:维度的转向,从二维到四维;视野的拓展,从个体到群体,从微观到宏观;方法的更新,从定性到定量.今后的词学研究,要回归文本,面向当代,关注“云端”.     

论《文选》选赋义例二则

《文选》是按文体选录各类文章佳作的诗文总集。其赋体的编排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文选》于全部文体中列赋体为首位,体现出萧统自身的文学见解,同时又是受前人编排体例以及大赋体所处地位的双重影响的结果;《文选》将骚、赋分体,具有重要的首创意义,前人骚赋观念混淆不分,萧统别骚于赋反映出其明确的文体辨析意识。     

从选本批评看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及意义——基于《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的重诗分析

《文苑英华》历来被认为是续《文选》而来,其与《玉台新咏》的关系极少被关注?《文苑英华》与《玉台新咏》重合诗歌 87 首,这透露出宋初与梁代后期的三个文学共性:其一,对艳诗“吟咏性情”功能的认可;其二,对梁代永明体诗人与宫体诗人态度的相似性;其三,文辞尚丽的相类性?此外,《玉台新咏》在编纂体例上对《文苑英华》也有影响?从选本批评角度对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进行探讨,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分体编录型文学总集在宋初的演变特点,也能更清晰地认识宋初的文学观念?     

比较视域中的《明文海》研究与明代时文格局

黄宗羲选编<明文海>,旨在展示明代文化,表明其审美趣味和贯彻其诗学思想.文学创作必须具备真性情,表现作者的真面目,此为黄宗羲认识八股文之总纲领.他用旧形式贯注新内容,在"序"类选文中选录了大量与科举制度、应试士人以及八股文有关的文章.他创新总集的编纂体例,在选文中特设了"时文"这一类目,让八股文进入断代文学总集之中.他较多地选录与明代散文总体发展趋势相吻合的文章,同时也不排斥那些风格独特较为拗口的作品.对于肯定和否定科举制与八股文的文章,<明文海>均予以选录.     

晚明题跋分类与文体观念的呈现——以晚明三部重要选本为中心

晚明具有代表性的小品文选本《明人小品十六家》《文致》与《文章辨体汇选》等,题跋选辑各有风姿,体现题跋文体的包容性和文体观念的开放性特点。晚明时期的文人所秉承的散文观念,与五四以来以"小品文"为特征的现代散文观念之间存在一定裂痕,在进行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不应简单地以文学、非文学的标准进行分割,应该从广义地文章观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才能尽量客观、真实地还原文体发展与文学观念通变的面貌。     

总集生成考——兼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总集编撰研究是中国书籍编撰史上的重要问题.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唐集奏敕文献编次研究

唐人在遵循《文选》诗、赋、文序次,"诏令"位列"奏议"前的义例基础上,对"奏敕"文献的卷目设立与编次进行了调整.《权载之集》首次设立"奏议"独立类目,《白氏长庆集》则将最直接凸显官僚士人立言垂世的献书进言奏议放在了"奏状"类文献的首篇.进入宋编唐集视野,以宋敏求整理《李卫公别集》与《颜鲁公集》为例,"奏议""表章"类文章占据"文"类文献的首要位置.又宋编《元氏长庆集》与《唐文粹》总集,"表状"类文献调整至"制诰"类文献之前.通过考察唐人文集中"奏议"文献在类目设立、首篇意图、卷次调整等层面在唐宋时代的变化,呈现唐宋士人对奏议文献政治内涵重视程度逐步加深的历史过程.     

民国以降唐宋词选之特点述论

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价值功能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转变。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唐宋词选与时代文化政治意识、社会历史语境相低昂;唐宋词选整体呈现出选心、选型、体例等的历变过程与多元化色彩;且随着词体创作的式微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唐宋词选指示门径的功能弱化,传播传统文化的价值突显,与此相应,唐宋词选的体例根本上也发生了由重选到重释的转变。     

唐初氏族观念的转向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贞观朝氏族观与文学观由同一个文臣学士集团在同一时间段内确立,二者的确立过程是一个交叉并进、相互激发、相辅相成的过程.贞观氏族观念与前朝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流露出浓厚的崇文倾向,这一转变直接导致各地文学家族的兴盛,刺激并促进了"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贞观朝的文馆学士多来自南北不同类型的文学家族,是家族文学的庙堂代言人,他们的文学观念在相互碰撞中趋于统一,对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及其元问题透视

受激于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影响使得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将"法律与文学"研究纳入关注的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特殊的国情现状使得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发展形态和理论特色,也决定了"法律与文学"研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法律与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发展元动力。精英理论的本土化与精英理论的世俗化,是中国语境下法律与文学理论系谱研究的元问题,它牵扯到当今中国语境下对法律与文学的基本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反射出中国法律与文学对现代法治向何处去的揭秘与探索。     

严复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变革

严复不仅是著名的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而且是19世纪末中国文学变革的先驱。他引进的进化论思想为文学观念变革提供了思想武器,确立了发展、变革的文学价值观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他与夏曾佑合著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把人性本体论引入小说领域,开“小说界革命”先河;他在《诗庐说》等文章中最早提出了文学审美价值论;他的散文吸收了西方论说文体注重逻辑论证的特点,被称为“逻辑文学”,在散文文体演变中起了重要过渡作用。     

论刘向编撰《列女传》的文本体例

从文本体例的视角,审视《列女传》,则其特征主要有三:撰写准则的一统与多元,主题先行的材料组织形式,和谐统一的语言文字措辞。由此也更加确立了刘向为《列女传》编撰者的身份。《列女传》主要的价值与贡献,表现在史学方面,使传体史学获得了独立发展;体现在文学领域,则是促进了小说的发展,在表现手法等方面颇具艺术成就的同时,予后世文学以影响。另外,《列女传》的文本体例还开创了我国古代女训类著述的先河。     

《历代赋汇》的汉赋编录与分类

《历代赋汇》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赋文学总集 ,也是汉赋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辑录汉赋多达 5 5家 ,计 1 92篇 (含建安赋 ) ,超过清以前所有的赋文学总集。编者将这 1 92篇赋作分为 32类进行编录 ,既展示了汉赋文学题材的多样性 ,又便于后人的仿作和研究。其分类思想多源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 ,而又根据赋文学创作的实际进行了一些归并、拆分和调整。尽管《历代赋汇》在辑录汉赋时尚有漏收、误收、重收、不标出处等缺点 ,但它仍堪称是我国古代汉赋编录与分类史上的殿军之作 ,至今仍无一部书可取而代之。     

从柳宗元“文以明道”观探析其在两宋理学家的接受境遇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观与其文学的传播经受紧密相连,这在北宋和南宋理学家的接受视野中尤为明显。在北宋,理学家们由于在文、道之关系认识上的偏颇和受"道统"观念的影响,大多对柳宗元持批判的态度,反对当时习以为俗的"韩柳并称"论。到南宋时,理学家们借古文来弘扬道义,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融合,柳宗元的文学地位随之提高,进入了与韩愈、欧阳修和苏轼并称的"文章四大家"之列,已具备了明代茅坤提出的"唐宋八大家"的雏形。柳宗元在两宋理学家接受视野中不同的境遇,说明了一个作家的文艺观是影响其文学传播接受的重要因素。     

从以史释诗的传统到诗史互证——对中国阐释学诗与史关系的考察

诗史互证是我国诗歌阐释与研究的重要方法,包括以史证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3个方面.诗史互证的正式提出是在明清时期,但对于诗与史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诗即史"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典籍之中,"以史释诗"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阐释中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虽然"诗即史"观念存在,但"诗缘情"更得到张扬与肯定;唐宋时期,诗与史进一步结合出现"诗史说",在文学阐释中以诗为史的倾向突出;明清时期,钱谦益提出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标志着"诗"与"史"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有清一代阐释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与史的关系的探讨,既是中国古代阐释学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