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语境下劳动解放问题探究

劳动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价值追求。人工智能对于劳动解放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为劳动解放提供了物质基础、时间和空间条件,为劳动复归于“自由自觉的本性”、使劳动更加趋向于人的“第一需要”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导致劳动的“新异化”,对人类劳动权、劳动者主体地位、传统伦理关系等构成挑战。从制度、科学、主体、全球治理等维度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消解“资本逻辑”,是在人工智能语境下劳动解放的现实路径。     

多目标融合的计算机类本科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创新需求,为高校计算机本科专业"双创"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契机,同时也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该文在深入分析当前高校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和学科竞赛的现状与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高校计算机本科专业课程教学过程,利...     

美国人工智能的公法规制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维护安全、人权保障、程序规制、监管权限、监管机制和责任分配等公法挑战,需要公法规制予以回应。美国人工智能的公法规制体系包含了公法规范体系和权力结构体系两个部分,展现出一种综合性的公法规制路径,将立法、行政和司法相结合,力图构建一种全过程的监管机制。为弥补私法路径之不足,我国有必要提倡人工智能规制的公法路径,将人工智能系统视为一种公权力行使系统,充分且审慎地考量一些国情变量,采取综合性的公法路径来对人工智能进行有效规制。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研究

人工智能可以为外语教学提供精准化的资源推荐、智能化的教学设计、数据化的教学管理以及个性化的教学服务等有效支持.由此,人工智能背景下,如何提升信息素养是每一位高职外语教师要思考的首要问题.该文基于人工智能背景,对高职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进行了研究,提出提升高职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有效措施,以期促使高职外语教师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论人工智能时代宽容精神的境遇

宽容作为带有承诺属性的道德规范,为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赋予了自由性和创造性,成为推动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价值纽带,增进了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团结。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宽容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与之相反,伴随着人工智能的权威性而来的是一种不宽容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削弱了宽容精神的存在空间,使人们愈发疏离自身的自由性和创造性,逐渐丧失了自我确信,走向孤独。反思和寻求宽容精神作为普遍规则在人工智能时代存在的可能性空间,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澄清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的挑战,明确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权威的边界,走出同一性的禁锢和辖制,是新时代人类社会走向团结的理论要求。     

人工智能+教育课堂教学改革新路径探索

人工智能技术是教育变革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人工智能+教育让课堂教学更丰富高效,但也带来了技术、公平和素养等方面的挑战。人工智能+教育的课堂教学改革包括教学模式改革、教师角色转变、学习方式创新等,旨在建立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协调和平衡机制,弘扬人文精神和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从而实现教学质量的提升,为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才支撑。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法律风险与制度建构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应用，在有效地解决“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等难题的同时，也在技术化路径上推动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程。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面临着司法裁判的暗箱决策风险、算法歧视风险以及量刑结果的可解释性风险。这无疑对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提出了挑战。为了进一步规范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推进“智慧法院”深入改革，应当在现行法治体系的基础之上，充分尊重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采取“概括式+肯定式和否定式列举”结合的模式来设定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合理使用范围；建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问责制度，将责任机制与行业准入制度相挂钩；建立法官提示制度、量刑方式选择制度、被告人技术异议回应与抗辩制度等被告人数字权利保护制度，进而实现司法智能化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平衡发展。     

试论美国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以人工智能工具体和意识体的区分为视角,主要讨论了人工智能的言论自由、人工智能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影响、无人机对隐私权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可否拥有公民权利等宪法问题;人工智能的民事主体定位,能否拥有民事法律权利、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拥有和继承财产等民事法问题;控制人工智能风险的责任分工、制定无人机等人工智能体法律法规等行政法问题;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能力、自动驾驶汽车等机器人造成危害结果后如何承担刑事责任等刑事法问题;人工智能可否决定国家使用武力、如何使用武力以及相应责任等军事法问题。这些研究成果视野开阔、范围广泛、内容具体,展现了较强的理论逻辑和学术想象力,值得借鉴。由于人工智能处于大规模使用的初期,现实法律问题的个案有限,相对于解决问题,美国学者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提出问题。     

基于大数据与开放关联数据设计政府透明度模式

政府开放数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建立透明政府。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设计提高透明度作为数字政府的实践指南，不仅可以实现透明度的有益功能，而且可以减少政府在自动化决策环境中所面临的风险。由于“透明度”是多维概念，包含不同意涵和功能。首先，我们从伦理规范、社会关系和制度语境阐释“透明度”的意涵，进而分析透明度在政府自动化决策实践中的优势和挑战；其次，阐述政府开放数据和关联数据实现透明度的基本理论——参与式生态系统论，并厘定影响政府透明度的维度和类型；最后，借鉴隐私设计，慎思与大数据相关的语境、技术、信息和利益相关者的敏感度等因素，提出基于人工智能设计提高政府透明度的三大阶段和九项原则。     

从非形式逻辑到人工智能与法——加拿大哲学家道格拉斯·沃尔顿访谈

道格拉斯·沃尔顿是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加拿大温莎大学推理、论证与修辞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是国际论证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论证理论、法律论证以及人工智能与法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他不但开拓了非形式逻辑和论证理论,特别是论证方法、对话理论、论证形式和谬误理论的研究;而且率先把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的结果应用于法律论证和人工智能与法的研究之中,特别是在法律证据推理、法律论证理论和人工智能与法的形式系统等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本文是笔者数年之前对他的一个访谈,他对论证理论、法律逻辑以及人工智能与法等方面的相关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