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地方传统戏曲的现代性经验——华东本与邵氏本《陈三五娘》比较研究

在东亚现代性想象的阐释框架中,系统比较《陈三五娘》之梨园戏华东会演得奖本与邵江海歌仔戏改编本的叙述脉络与命运走向,旨在以之为切入点解析文本潜藏的社会心理密码与文化地层,寻绎国家力量与资本逻辑对艺术活动与民间社会的渗透轨迹,揭橥权力意志对文化记忆之书写"场域"的控制冲动。作为"世俗镜照"的地方传统戏曲,既是建构公共记忆的重要媒介,本身亦构成历史记忆之所在,其以原初激情抵抗时间遗忘,于艺术版图边缘解构占据中心的正史叙事,参与公共论述空间的现代整体建构。     

文学与记忆的关系探析

人类的记忆行为至关重要,它建构文化,承载历史,塑造个人.文章借助记忆理论探讨了文学与记忆的亲缘关系,指出在用文字建构的艺术王国里,文学与记忆并肩而行,作家用文本书写和传承记忆,又用记忆来丰富和深化文本.在对传统与信仰的坚守中,文学与记忆形成了最坚固的联盟.     

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

质疑官方正史、偏爱野史杂记,是鲁迅对待历史的惯有态度,这是他追求历史之"真"、追求历史话语的现世关怀的体现。历史话语是一种"权力话语",鲁迅对旧历史传统的怀疑、对新历史标准的再造,是价值重估所需,也构成《故事新编》的精神底色。《故事新编》一方面通过铺陈推演,呈现历史话语的形成过程,抖落历史书写的奥秘,传统历史的书写范式被质疑、解构。另一方面,文本通过重写上古神话,诸子传说这些"存疑的历史",进入民族记忆的深处,以"文化思想史"的书写姿态对其做出理性的还原,在根柢上对华夏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疏通清理。同时,文本在人物的选择和事件的安排上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用意:从"神话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诸子时代",《故事新编》梳理了人类认识、解释和改造世界的各种方式;从"死后"到"冷遇"再到"逃遁",小说集又从现代人的角度,对人类的理想国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这些都表现出鲁迅的精神探寻与人生困惑。     

语际书写与民族文化的互动传播——以古彝文《阿诗玛》为例

自20世纪50年代汉文版《阿诗玛》搜集、整理、出版以来,古彝文《阿诗玛》文本的研究,在学术界就被逐渐忽略了。现存的毕摩用古彝文书写的《阿诗玛》文本共有8个,这些书写文本的保存者、翻译者、记录者、搜集地区、搜集时间、故事架构都有差异。而彝族文字自身的特点、毕摩间的世代书写和传承、毕摩对阿诗玛的加工创作,都是造成古彝文《阿诗玛》文本差异的原因。这种差异传播,从古彝文《阿诗玛》中的阿诗玛形象看,塑造了一个多元的阿诗玛文化形象;从文化传播系统看,塑造了书写文化时代特有的文化传播系统;从阿诗玛文化的发展形态看,塑造了书写文化中的阿诗玛文化,并在差异中体现了彝文与口语的互动传播特点。     

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历史学

口述历史是针对个人记忆的对话与叙述.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就是把个人记忆汇聚起来,作为档案收藏,使之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成为公共记忆的基础.历史学是对人类档案记忆的加工,选择、提炼、思索、研究,并对过去的人类故事加以叙述.历史书写是对档案记忆的建构,提出集体记忆及公共记忆的具体叙述范型.在这一层面上,口述历史即个体记忆,不仅可以成为历史书写即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范型的有效补充,能为历史书写提供新的信息资源,还能为记忆的历史书写范型提供新的维度.     

呈现与审视:“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中的创伤叙事

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渐趋成为热点。家族书写通过家族历史所展现的个体记忆与历史创伤亦成为阐释不同族群或某一集体记忆的方式。家族书写并非单纯的历史书写或历史建构,而是家族叙事、历史再现、个体心灵之间的交互印证。家族书写将族群创伤视为人类命运中的苦难经历,在悲悯情怀之中以个人、家族的历史体验审视"大历史"或正统历史的遗忘,寻求超越历史创伤的途径,形成超越历史本身的文学张力,提供辩证思考台湾文化发展的空间。     

口传与书写:从“蓝桥”主题看民间文学的历史演绎

口头和书面是民间文学文本存在的基本类型,在传承的方式上,形成了口传和书写的两种基本传承路径,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并形成互文关系。本文以青甘地区流行的关于"蓝桥"主题的故事歌为例,从民间文学的这一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本内容到形式发生的变化,探寻口传和书写在民间文学传承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内在规律。     

情感记忆的"片断"历史——作为回忆性文本的《商市街》及其表意功能

时间和地理上的回溯使萧红的《商市街》呈现出回忆性文本的特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萧红缘何回忆、如何回忆,在回忆书写的过程中,她选择了何种叙述策略,又展现出怎样的叙述特征,等等.本文借用文化记忆研究理论的视野与方法,在萧红处理"个体记忆与认同关系"的框架中思考如上问题.同时,文章还围绕萧红的情感记忆书写,考察其感觉化的抒情表意是如何标记小历史片断,并提供生命经验接榫地方性历史的写作思路等问题.     

《故事新编》与鲁迅的历史探寻意识

在《故事新编》的创作中,鲁迅明显表现出对历史的自觉探寻意识。他一方面广泛搜罗正史之外的野史,将发掘出的史实、史料补充到正史中去,以此来对正史的记载进行质疑和辨伪;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自身的感触和联想,以今例古,以今溯古,以现实中的主体经验与历史的客体记载相碰撞,通过对历史的激活和现实的沟通,达到对历史的重新建构和还原。而《故事新编》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实现了鲁迅重述历史与沟通现实的创作构想,而且为中国现代历史题材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重述历史的独特创作范式。     

道教《太上老君开天经》的另类历史叙述

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的一些经典中有关于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叙述.以<太上老君开天经>为代表的道教经典认为,老君开启人类世界,中国早期历史是老君的教化史.这些叙述和正史记载有着差异,形成了独具宗教色彩的历史表述.其原因在于道教借书写宗教历史之手来提高自身地位,以应对佛教的挑战和试图成为官方宗教的需要.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