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自由儒学与自由主义儒学——评《自由儒学的先声》

在主题化儒学浮上台面的当下,郭萍的《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凸显了一个新命题——“自由儒学”。郭著尝试为自由儒学提供一个完备解释,而不愿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处理,这在现代自由理论中是较为罕见的。从比较克制的意义上讲,其研究开启了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但上述特点也造成了郭著的三个局限。首先,以主体性哲学来为自由奠基,只能导向一种完备哲学教条的建构;其次,郭著偏好性地引证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没有注意到其“政治自由主义”;最后,郭著的理论意欲盖过了实践冲动,其致思方向需要反思。     

契约法中的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是意志自治原则在契约领域的本质要求,契约正义为调控契约自由的过度滥用,与契约正义相伴而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各自地位不相同。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肇始于古罗马法;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被绝对化,契约自由即契约正义;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契约自由受到规制,契约正义也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     

自由儒学何以可能——基于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与“仁”的对勘

在政治哲学的层面,自由儒学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为现代的政治自由奠基。罗尔斯的后期哲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因为它超越了对主体性自我的依赖,诉诸人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能力来确立现代的政治自由。不过,合理性是一种只关注涉及他人的事务,不关注涉及自我事务的概念,因此面临着不对称难题的困扰。儒家学说中的"仁"既指向人们公共交往的能力,又规定了行动者涉及自我的事务,能够克服合理性的不对称难题。自由儒学可以通过对"仁"的概念进行现代性转化来获得新的发展前景。     

试论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是契约法的核心和灵魂.[1]它同所有权绝对原则、过失责任原则并称为大陆法系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民法上的产物,并和市场经济同始终.西方各国通过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其提供了经济基础,代议制民主政体为其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古典自然法学说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石.[2]     

由自由达致责任——关于契约自由的内在规定性理论

契约自由的内在规定性是从个人本位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契约自由系契约法之最高理念为前提预设。沿着契约形成的逻辑顺序,其内在理路表现为契约关系约束下双方当事人如何由个体自由演进至整体自由、由绝对不受强制达致自觉承担责任,其三大本质体现为"缔约不受强制"、"约定应当遵守"和"违约应负责任",以此构建契约法制度的正当性。     

论先秦儒学的自由风范

一般认为自由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以儒学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与自由无涉的,甚至是相悖的。实际上这种先入为见的判断是有西方中心主义嫌疑的,也是由于宋明理学及其以后的负面影响所致。其实,在儒学的发源时期———先秦儒学中所蕴涵的精神、道德和政治的自由风范,是值得我们重新挖掘和继承的优秀思想之一。     

契约自由、“契约自由权”与契约权利——一个私权逻辑理论视角的分析

按照分析法学的私权逻辑理论,契约自由并非权利,而是派生权利的契约关系的元形式,是民事主体之间“无权利—无义务”的关系状态,其实质就是没有法律限制。将契约自由混同于“契约自由权”对于契约权利本身的设定并无实际意义,反会成为立法者或裁判者滥用其意志侵害意思自治的借口。作为契约权利的元形式,契约自由决定了契约权利的本质必然为约定性权利,但也决定着契约权利只能具有相对性。     

契约精神与自由之路

自由是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话语,它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之后的第一诉求.近代自由主义纷纷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开启了追寻自由之路.由于“自然状态”的意蕴不同,自由之路的开启模式也不尽相同.然而,自由主义普遍认为,建立合理的政治共同体是通往自由的必经枢纽,而缔结契约,则是共同体得以成立的合法性根基之所在.因此,从霍布斯到康德,形成了一条以契约精神铺就的自由之路.     

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和平衡 --我国合同法中契约自由原则的勃勃生机

通过对"契约自由"的历史发展的介绍,以及对"契约自由"的内涵界定和对"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关系的理论分析,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明确了"中国合同法的发展与西方市场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强烈的反差",提出了"契约自由是我国合同法的核心与灵魂,社会公正不能否定或取代契约自由"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合同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几条合理化建议.     

儒学的“社会”观念——荀子“群学”的解读

21世纪儒学界开始注意"社会"概念的儒学解读。"社会"虽是近代日本人对"society"的汉字对译,却体现了一般"社会"概念与汉语传统的"社""会"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严复将"society"译为"群",源自荀子。确实,荀子的"群"概念即是一般"社会"概念。为此,有必要明确提出荀子的"群学",但不是严复那样的社会学的理解,而是生活儒学的理解,即理解为基于生活方式转换的社会哲学或一般社会理论。对于今天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历时性的"社会形态"概念和共时性的"公民社会"概念。社会形态的历史转换,可由荀子的群学原理"仁→义→礼→群"的理论结构加以阐明。     

契约本性与古代中国的契约自由、平等——中国古代契约语言与社会史的考察

契约本性是自由的,平等是契约自由的前提和必然要求。中国古代契约充斥着大量反映契约自由和平等的套语,这些语汇与当时的刑事、民事法律术语及政治语汇的精神一致。古代中国存在着权力、身份所不能决定的东西,这就是契约的自由与平等。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与家族内部等级上的差异,并未消灭经济生活中契约的自由与平等。缘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不同,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浅谈日本民法契约自由原则的演变

契约自由原则是日本民法中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 ;要想制定一部体系完备、内容充实、符合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民法典 ,一方面要立足我国原有立法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要适当借鉴国外先进制度和立法经验。     

契约自由与环境权益的冲突与平衡

契约自由是传统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契约自由强调契约是当事人的合意,而合意又是当事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契约即正义,它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但是,契约自由原则在现代社会受到挑战,特别是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契约自由被指责为环境危机的根源。解决传统民法中的契约自由与现代环境权益的冲突已成为契约自由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只有树立新的环境保护观念,赋予传统民法的基本原则以环境保护的内容并使契约主体承担环境保护的公法义务,用现代"生态人"的人格取代传统"经济人"的人格,才能实现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实现环境公益的保护。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文化儒学”:当代儒学新的发展空间——兼评“人文儒学”与“后儒学”

当今儒学继续处在破碎化的趋势中,人们为此提出了不同的规整化方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文儒学,因其形上诉求的本体形态及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接都有问题,并未能成功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另外又有后儒学,主张由后现代理论介入,让儒学突围找到生存之路,但由于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悖谬而同样陷入困境,学理上困难重重。其实,当代儒学的出路不在于用形而上学来拔高儒学,也不在于用后现代装配儒学,而在于转变态度与调整观念——不再把儒学当成传统神殿或思想权威来崇拜,不再把它当成有可能包治古今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视之为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也即是文化儒学的宗旨所在。     

浅谈国际儒学视角下的儒家使命

上个世纪,儒家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之后,变得衰微至极,直到数十年后,儒学复兴运动才开始兴起,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复兴的"新儒学"指的是一批学者希望吸收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以抗拒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出路。儒家通过吸收学习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来更好地适应当前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新的视角。新时期的新儒者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思想,"化西入儒",为儒学复兴带来动力,更应该让传统儒家思想走出国门,为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方案",这是新时期儒家的使命。本文旨在分析儒家应如何在儒学复兴,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大大加深的背景下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使得儒学进一步地走向国际。     

儒家商道与当代企业儒学的开拓

企业儒学,是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与发展。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积极践行儒家商道,在儒家的家庭观与企业组织、儒家的教化观与员工教育、儒家的德治观与企业管理、儒家的义利观与企业经营、儒家的诚信观与企业品牌塑造、儒家的领导观与企业领导方式、儒家的时变观与企业战略思维、儒家的责任观与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对企业儒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而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开拓了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