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中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将"老年家庭建设"作为"十二五"期间老龄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并强调了要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本文认为家庭照料支持政策是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从宏观背景、理论实证基础、国外经验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完善我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基于家庭照料的政策支持构想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老年人都会在家里养老。然而,少子化家庭,其养老功能在削弱,人力在减少,照料失能老人在人力、财力、精力上将是沉重的负担,甚至力不从心。解决担当失能老人照料的繁重任务与小型的核心家庭资源匮乏的突出矛盾迫在眉睫。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必须注重发挥家庭照料的基础作用、社区服务的依托作用、政策支持的保障作用。在着力巩固家庭照料地位的过程中,政策支持的方式有待完善改进。即资金投入应由"补机构"向"补人头"方面转变,医疗保障应由"管大病"向"管小病"方面转变,照护老人的职工所在单位应由"送奶假"向"照料假"方面转变,养老院建设应由"围墙式"向"虚拟式"方面转变,以求得投资效果见效快、最大化,将优先的资金、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老年人。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失独家庭社会政策建构

失独家庭作为特殊弱势群体,遭遇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社会交往等困境。福利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政策理论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应由国家、市场、社区和民间社会共同合作提供。本文运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尝试建构了失独家庭保障政策。我们认为应将国家作为主导责任主体,市场作为有效的补充,重视家庭和社区的福利供给功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照料危机与人口政策

中国城市家庭生育意愿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照料危机.也就是说,推卸人的再生产成本的照料劳动性别分工模式使照料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母亲的身上,加之公共照料的退出和照料私有化加剧社会分化,一般家庭尤其是母亲不得不通过延迟或减少生育的决策来抵制过于沉重的照料负担.照料成本应由生育的全体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包括政府、雇主、家庭里面的父母亲双方.     

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1990年代以来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福利国家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对家庭的支持 ,从而在社会政策中注入了发展的成分。这一政策趋向给我们的启示是 :(1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社会政策不只是社会稳定的工具 ,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保证和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 ;(2 )社会政策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 ,而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 ;(3 )社会政策只有建立在家庭功能及其需要之上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了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 ,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 ,这是需要我们检讨的。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长期照料中的家庭关系及其对成年子女照料者的影响

在老年家庭长期照料中,成年子女照料者与老年父母以及核心家庭成员的各种人际互动发挥着双重作用,积极的家庭关系能够为成年子女照料父母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来源和精神支持,也有助于缓解成年子女的照料负担和压力,从而为探索提高老年家庭照料质量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照料满意感在社会支持与正性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

通过对203名脑卒中患者的家庭照料者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照料满意感在社会支持和正性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城市家庭照料者的正性情绪多于农村家庭照料者;问题取向的情绪支持和社交友谊有利于家庭照料者正性情绪的产生;除了直接影响外,社会支持还以照料满意感为中介对正性情绪产生影响。     

新时代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建构

促进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改革,把支持家庭与增进家庭成员的幸福置于教育政策的重要地位,旨在发挥教育对于家庭人力资本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不仅是国际社会家庭政策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保障我国家庭成员获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以及推进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重视家庭建设并持续推进家庭取向的教育政策的改革。但以支持家庭并促进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政策的结构与内容体系还未完全建立。新时代推进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体系的创新,重点是建立依照家庭生命历程发展主题需要的教育政策结构,完善涵盖保障、救助、服务与发展家庭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政策的内容,并从指导服务、综合管理与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强化对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的保障。     

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理论阐释及实践路径

社会发展转型加剧、政策制度优化变迁、现有主流范式局限凸显,使得探索和构建新的农村社会治理范式势在必行。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以治理有效为目标指引、以家国文化和关联主义为价值基础、以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通过党的引领整合、关联权益强化、道德情感支撑重塑社会联结机制,进而培育"使命—责任"型党组织、权益关联型农民群体、公益型农村社会组织等积极联动主体,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联"与治理能力的"动"相统一。     

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回顾与农民工的社会政策需求

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制度壁垒和社会政策的缺位,但通过回顾,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正在逐步完善,前进脚步从未停止。而农民工作为政策的利益攸关方和受益者,从被动服从政策安排转向积极寻求政策需要,政策制订必须从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出发,才能让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初衷与预期结果完美契合。     

城市化、社会排斥与社会政策的选择

中国城市化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农民工问题、失地农民问题以及城中村问题。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这些问题的视角,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探究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以及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政策,首先要做的是转变观念,以社会公民权为基础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并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逐步从"总体性社会"转向"个体化社会"。以往的社会政策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大多数人的权益,但随着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传统的社会政策遭遇了许多挑战,必须增强社会政策的包容性,以关注更多的个体或少数群体。在社会政策包容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努力关注更多不同群体的权益,重视底层群体及弱势群体的赋权,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政策的实施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城乡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明确提出来。作为以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社会政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发展农村中小企业以及探索农业合作化道路、推广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和建立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等方面,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社会"与"文化"两种范式之争及其启示

笔者认为 ,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长期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理论取向或曰理论范式 ,这就是“社会范式”与“文化范式”。近年来理论界比较关注范式的转换或创新 ,但是对这两类范式的认识和反思却很不充分 ,对它们各自的特点、限度与相互关系不甚了了 ,这就不能不影响真正的理论创新的产生。这两种范式固然关联于科学的实证与人文的规范这两大类研究方法 ,但却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这两类方法 ,因为它们指涉着人类存在的本体规定从而包含着比方法多得多的东西。社会范式与文化范式在我国学术界的形成及其变化 ,既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自我理解的…     

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伴随着"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及流行,学界开始尝试将这种包容性理念转化为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所谓"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在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任何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除了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模式外,还必须努力寻找一定的本土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支撑,必须得到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作用对象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的认同,否则其政策将因缺少本土文化思想的内在支持而处于无根境地。     

河北省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

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信用为基础形成的一整套规范和制度。没有良好的社会信用,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市场秩序,更不可能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守法地开展经营活动,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理论依据、发展历程和文化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为把握社会文明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供了基本依据。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认识,促使其重心由社会客体文明建设转向社会主体文明提升。面向新发展阶段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应以文化建设为路径,着力抓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群众性文明工程创建,重视网络文明建设等四方面工作,扎实推进文化成果和精神文明财富的客体主体化进程,促进人的文明与人的现代化,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