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FA的制造业产融结合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收集2003—2013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对样本进行分析,得出产融结合效率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作为资本投入的固定资本对公司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对公司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持有金融机构股份比例、资产负债率、金融支持力度和政府支持对产融结合效率有正向影响,而员工人数对产融结合效率有负向影响。     

论政府支持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的影响

为了促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市场有效发展,缓解乡村产业融资困难,本文基于2020—2022年全国代表性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了政府支持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支持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发展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贷款的满意度的影响明显高于贷款的可得性;(2)政府支持以营商环境为中介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贷款的可得性没有显著影响;(3)支持匹配程度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满意度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对贷款的可得性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可采取加大支持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政府政策的匹配度等措施促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有效发展。     

知识获取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家长式领导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知识基础观和高阶理论,分析并验证了知识获取与新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创新性地提出家长式领导在新企业创建期和成长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获取在创建期和成长期均积极促进新企业创新绩效;创建期,家长式领导正向调节知识获取与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成长期,家长式领导负向调节知识获取与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产融结合的理论分析

产融结合就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金融资本,但不等同于金融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只有同工商企业的资本通过股权参与形式融合起来才可称为金融资本。银企关系中的借贷关系也不是产融结合,只有银企之间通过股权参与形成的资本结合才是产融结合。产融结合的理论发展经历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及信用理论、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不对称信息理论几个阶段。     

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依据组织学习的两类划分,探讨了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将战略柔性的两个方面(资源柔性、能力柔性)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到两类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利用22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能力柔性对企业创新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源柔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无论是探索式学习,还是利用式学习,它们都对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力柔性在探索式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也在利用式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     

绩效反馈对双元数字化战略选择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是数智时代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研究如何选择恰当的数字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绩效反馈理论及组织双元性理论,以2013—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绩效反馈对企业双元数字化战略(探索式数字化战略与利用式数字化战略)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两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历史期望差距对企业的双元数字化战略选择有显著影响,期望差距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利用式数字化战略。技术不确定性和需求不确定性削弱了历史期望差距与企业选择利用式数字化战略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内涵,从自身绩效变化角度揭示了企业数字化战略偏好的内在机制,为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及政府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的价值

基于企业价值创造视角探讨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成立的经济效果,探索了提升试点公司运行效率和质量的路径,为国资管理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经验依据。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1-2020年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所投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行业企业、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试点政策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法分析影响机制发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公司治理、薪酬绩效和流动性支持渠道提升企业价值,其中,流动性支持渠道的影响相对较大。     

"能说就要说"还是"能不说就不说" ——自愿性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

外部融资约束和内部代理冲突是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降低二者对创新的不利影响需要高效的资本市场和互信的股东与经理层关系,这有赖于企业充分的信息披露.利用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探究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并从声誉效应、 治理效应和安全网效应三个方面深入研究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影响机制是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显著减轻企业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声誉效应和治理效应),降低CEO离职业绩敏感性(安全网效应),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三种影响机制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国有企业政策工具性和垄断性特征有关系.     

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投入:高管持股的调节作用——基于创业板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些年来,大批优秀留学人士选择归国发展,海归人员迅速崛起,成为企业界重要的新生力量。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海归高管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然而海归高管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研究则显得相对不足。本文以2009-2011年中国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海归高管和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同时考察高管持股作为情境因素对于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投入,而高管持股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投入,且高管持股弱化了海归高管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正面影响。     

中国工业智能化如何重塑制造业企业分布格局

文章结合2009—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地区间与地区内两方面构建制造业企业分布指标,考察地区层面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企业分布的影响,进一步从规模异质性与生产经营范围的制造业企业异质性出发,检验地区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企业分布的企业差异性。结果发现:(1)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地区制造业企业产生显著正向集聚效应,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也得出相同结论。(2)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企业在地区间及地区内的分布因企业规模与涵盖经营范围而存在显著差异,伴随地区工业智能化应用程度的提高,小规模制造企业以及单一经营范围制造企业比重不断降低,而规模制造企业以及多元化经营制造企业占比逐渐增加。(3)生产率、劳动结构以及市场竞争在工业智能化对地区制造业企业分布的影响中存在明显的正向集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