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动力机制与运行逻辑

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关键要素是低收入者的发展内生动力。发展内生动力是指在发展责任和发展意识反作用下,低收入者本身产生的驱使其主动采取发展行动,发挥发展潜力,从而实现自我提升和全面发展的力量。发展内生动力的本质在于激活低收入者的发展潜力,使其承担应有责任,积极主动谋求发展,以实现自身全面发展。内生动力的核心是发展潜力,关键是发展责任,目标是全面发展。发展内生动力的运行机制遵循“需要-动机-行为”逻辑,表现为：发展需要引起发展动机,发展动机导致发展行为,发展行为实现发展目标并产生新的需要。内生动力实现了发展意识形态到发展行为实践的转换。刺激低收入者发展需要、提升其发展潜力、保障其行为效能是持续盘活发展内生动力、长效治理相对贫困的重要手段。     

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内源扶贫重要论述包含激励贫困者弱鸟先飞、培养贫困者能力和共享扶贫政策红利三个核心主题,为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重庆市巫山、彭水、开州、涪陵、江津、荣昌6个代表性区县的贫困治理,依然存在基础条件不优、致富底气不足、造血功能不强、输血通道不畅等影响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因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贫困治理质量,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要聚焦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在教育上弘扬美德,增强脱贫主动性;在培育上倾斜资源,增强脱贫行动力;在组织上夯实基础,增强脱贫自发力;在产业上科学规划,增强脱贫内生动力;在长远发展上,增强脱贫持续力.建立健全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脱贫体制机制,切实摆脱意识贫困能力贫困治理贫困和机会贫困.     

能力建设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基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从生活贫困到能力贫困的判断,扶贫工作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能力指向,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已经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方向。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贫困治理理论分析框架,并从能力视角,对典型区域农村贫困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能力缺乏是我国农村贫困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聚焦于能力建设。在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贫困家庭和人口的社会认知、风险防范、资源整合、技术应用、信息利用、社会参与和要素流动等能力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汲取历史经验、变革生存方式、扩大对外交流、引入外部要素、优化政府介入。     

社会性弱势群体能力贫困及治理——基于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运用可行能力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看待社会性弱势群体问题要相对性和绝对性相结合,其能力贫困亦需要与社会机会相结合而看待并相结合而解决。任何绝对化的、孤立的视角都是不可取的。阿玛蒂亚·森所提倡的建构性的自由和工具性的自由都是审视社会性弱势群体能力贫困的重要方面。     

未来农村扶贫需以提升可行发展能力为方向

中国以"两不愁三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农村扶贫开发将取得全面胜利,扶贫工作将进入到以解决相对贫困为重点的新阶段。新阶段农村扶贫的对象,除了过去扶贫工作中没有照顾到的边缘群体外,初步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数人群仍然是重点。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已经得到了全面改善,可行生存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其贫困具有典型的可行发展能力贫困特征,尤其是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导致的抗风险能力和较弱的高质量产业发展能力。要使贫困人口摆脱能力贫困剥夺,需要在持续改善贫困人口的基础发展条件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可行发展能力,关键是要把做好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同增强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有效结合,把体制机制创新与方法创新有效结合。     

以可行能力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城镇贫困——兼论“以收入的视角看待城镇贫困的不足”

阐释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可行能力"和"贫困"的理解,从可行能力的视角论述了如何全面地看待中国城镇的贫困问题,指出了以收入的视角看待城镇贫困的四点不足:没有考虑到不同的贫困家庭将收入转化为功能性活动、转化为享受良好生活的不同的能力;会出现"信息的扭曲";忽略了社会氛围、社会环境的影响;还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足。最后,联系森的相关观点,阐述了社会应该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者获得实质自由:中国富人应该慷慨捐赠;政府应该积极完善"低保金"以外的其他社会救助措施和政策;让贫困者参与到与社会救助有关政策的制定当中去。     

资产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农村贫困治理是一道难题,尤其在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各种扶贫开发措施均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意味着反贫困已经进入后攻坚时期.有鉴于此,适时调整扶贫模式,转换治贫理念,实现由开发扶贫向发展扶贫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兼具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者之长的资产社会政策,借助个人资产账户为工具,并嵌入资产建设理念,将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开辟新的思路.     

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村妇女的反贫困政策调适

妇女是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构成人群,也是反贫困的重要力量。从可行能力视角来看,农村妇女贫困的根源是可行能力的不足与缺失,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反贫困政策需要以提升妇女可行能力为目标,构建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在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方面更有效地瞄准贫困妇女,改变妇女的贫困状况。     

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原因及对策

国家农村宏观政策转型后,一些农村基层政府尚没有从“管治型”治理转向“为农服务”和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服务型”治理。农村基层存在的治理危机状况可以概括为选择式治理。选择式治理在现实治理中主要表现为控制、掠夺式治理和放任、应付式治理两种形式。导致这一治理方式的主观原因是政府部门的自利性,客观原因是现行的压力型体制有缺陷和农村社区自组织治理不足。完善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必须坚持系统思考,在宏观上,需要破解压力型体制;在微观上,需要构建微观社区自组织治理机制。     

农村社区化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以农村新社区为载体的社区化治理方式逐渐兴起,它对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农村社区化治理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治理的技术手段亟须创新,服务对象和内容不够全面等;其推进面临诸多困境,如缺乏权威的法律规范指引,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治理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完善农村社区化治理,需要国家出台城乡社区组织法,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法治化,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形成多层次、协同性、包容性农村社区化治理体制机制。地方实践探索中要进一步创新农村社区化治理手段,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信息化;适应社会开放、流动的特征,拓展农村社区服务的对象和内容;通过多元路径培育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化治理。     

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

目前,我国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及其治理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与城市空巢老人相比,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问题有多维度特征并由多种原因造成,其服务贫困治理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政策和更新服务理念。在政策完善和服务理念更新的过程中,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社会工作应在与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价值契合性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规和政策,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作为政策推动者、资源链接者、服务提供者和使能者等的功能,找准社会工作介入的内容和层面,运用社会工作的独特方法,对农村空巢老人服务贫困治理的过程实施介入。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农村妇女的贫困与反贫困

文章以福建省九个地市调查资料为主要依据,在对农村贫困妇女的基本生活状况作统计描述的基础上,力求用性别视角,深入分析农村妇女生存状态的贫困和网络资本贫困的现状与成因;提出建构融入性别视角的反贫困新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     

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

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农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冲突主要起源于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组织本身正在衍生出一种对于乡村社会的掠夺特性。化解冲突、改善治理的核心环节是改造基层组织。这种改造必须要有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