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民初政党政治

宋教仁是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重要人物,为了使我国走上近代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之路,他积极投身于政党政治的实践之中,其理论与实践不仅体现了民国初年较为激进的革命党人应对现实政治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方略,客观上也推动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由于我国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的限制,并不完善的政党政治最终走向失败。     

民初蔡锷的政治态度初探

对民初蔡愕的政治态度,史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或谓“附袁反孙”的改良派,或谓“抗袁拥孙”的革命派,或谓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等等,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笔者以为,蔡锷既非改良派,也非革命派,更非中间派,他只是一个有爱国心的职业军人,是一个对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知之不多、不深,但却能顺应时势,凭“良心血性”而行事的爱国主义者。蔡锷首先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其民国初年的所言所行,可以说无一不是以大局稳定为前提,无一不是以爱国、民主为目的。综观蔡锷民国初年的言行,有以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首先,呼吁组织中央…     

知识冲突还是政治反抗——广东地方精英对民初革命党人社会改造的抵制

民国初年在广东执政的革命党人从革新教育、改变观念、改良习俗、改进风气以及改造市政等多方面谋求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推动近代社会的变革,却遭遇了具有很强"趋新"与社会参与意识的地方精英之强烈抵制,表面上看这是新旧知识体系的冲突与较量,实则是地方精英对革命党人政治排挤的一种反抗。广东军政府推动社会变革的艰难局面典型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社会基础之薄弱与策略失误。     

民初到五四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若干变化

从民国初年到五四前夕,中国政局经历了一个由统一到分裂的过程,知识分子亦经历了一个对民国政治充满希望到失望的过程。在这两个相关联的过程中,怀着对以往经历的反思,感受着来自国外的世界潮流,中国知识分子观察社会政治问题的着眼点,同民国前的戊戌、辛亥时代相比,发生了若干显著的变化。本文试把这些变化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与党内政治生态净化

"家庭—国家"的逻辑理路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家庭伦理秩序与政治生活秩序具有双向涵摄、互为建构的内在关系。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架构的基本特点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态是国家政治生态的核心。作为党内政治生活主体中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家风具有政治性、先进性、示范性特征,其家风败坏是党内政治生态局部恶化的重要诱因。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关联互动状态的综合映射。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应以领导干部角色冲突的调适为先导,促进党内政治文化心理的净化;以领导干部家庭内外关系为重点,促进党内政治关系的规范建构;以细化从严治家制度为保障,促进党内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和有效运行。     

论民初孙中山的引资筑路计划

民国初年，孙中山出于实施民生主义、克服国家危机、树立国民信心三方面的 考虑，提出一个宏大的引资筑路计划，但由于计划本身缺陷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并未得到多数国人的赞同。待时局恶化，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     

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探赜

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与作为受融主体的当代大学生的相嵌合的过程。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持续“在场”与部分当代大学生生态意识“空场”凸显了这种融入的必要性,要增强这种融入的实效性,就必须遵照一定的基本要求,采取多维路径。     

"立三路线"批判与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

自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斗争,由于采取了不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从而造成了党内教条主义的恶性发展和党内民主的不断缺失,并助长了党内各种不正之风的发展,这一切,都严重地腐蚀了党的肌体,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态.在这种政治生态中,党内的"左"倾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从而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环境生态与政治生态——《政治生态论》评介

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所共同面临和关注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社会问题,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无不对地球环境生态的日益恶化作出了强烈反映,表现在政治层面,就是生态问题被纳入到政治的视野和范畴体系中,许多政治学者以强烈的热情和责任感开始了对生态政治问题的理     

近代中国民主诉求的价值取向与民初政治转型的困境

在中国近代百年历程中,社会思想的变迁引领社会发展的路向,民族危亡、国弱民贫的特定历史情境又深刻制约着近代思潮的理路。在此历史背景下,民主启蒙思潮作为思想界最为活跃的音符,与近代中国政局走向发生了千丝万缕的互动联系。从某种意义而言,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民主诉求的历史,探究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兴衰成败的历史底蕴,深切感悟民国初年①政治转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总结其经验与教训,这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作用。一、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与民主共和制度政治合法性的消解民主理念作为一种异域文明伴随…     

当下中国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之探析——基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

当下中国部分县域地区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客观现实,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在对现实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大量的解释模型中,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认此为切入点,探析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国家权力在某些公共领域的不适当退出,以及国家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县域政治的衰败和紊乱.     

民初省议会联合会与广东

民国初年的省议会联合会与广东关系密切.广东省议会发起成立了省议会联合会,主导该会的活动和宗旨.联合会与广东当局的政治立场高度一致,反袁色彩强烈,一开始就陷入内部纷争之中,未能担负起二次革命爆发后革命党政治中枢的历史使命.     

从“共和”到民主——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政治哲学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即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直接现实背景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向政制革命后,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混乱使得陈独秀反思当时中国精英化的政治样态。同时,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范畴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的演变,以及从观念出发处置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式,构成了这一转向的观念来源。质言之,这一转向与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体两翼,合为其针对中国二元社会政治结构的社会改造进路。这一转向在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不足,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整个现代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村民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整体水平与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诉求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村民的政治参与认知不足、政治参与生态不完善、政治参与效果整体不理想。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有: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政治制度和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村教育落后与"半熟人社会"并存。优化农民的政治参与,需要提升村民政治参与的主体精神,培育村民的公民意识,优化村民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与实践介体。     

民初政治理想人格的时代重塑

民初谷钟秀等人以道德救亡为主旨,围绕理念上肯定道德对于民主共和的价值,理论上诠释道德因时更张与时俱进,目标上努力铸就共和道德精神,内涵上确立国民道德规范,方法上以重塑政治理想人格为要途等方面作了系统的理论诠释。此举与学理清算名实相悖、"官国"与"恶精神"、政治人格卑劣、社会人心颓废、社会思潮隳堕等弊害联系在一起,欲藉反省自爱、外在逼迫、示范作用、政治社会分离等方法以重铸近代政治理想人格,进而达到挽救民国危亡的目的。     

立宪运动及立宪派与民初议会制的建立

民国初年以议会制为基石的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既是我国政治制度变革的一次重大跃迁,也是对清末立宪运动及其制度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晚清立宪运动和立宪派在政治上的活跃是民国新政制建立的重要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立宪运动及立宪人物在民初议会制的建立过程中功不可没。     

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开发

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生态失衡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面临自身发展领域所发生的新变化,必须冲破原有的价值局限,因此,我们必须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通过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各种方式和途径,我们可以开发出以下生态价值：树立正确的生态责任感,形成正确的生态意识,确立整体利益的观念,内化思想政治教育成果为保护生态的实际行动。     

当代日本“世袭政治”的文化解读

"世袭政治"是当代日本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亚洲民主国家日本缘何出现这种"政治返祖"现象?仅以政治方面的选举制度或经济方面的结构性利权关系难以说明,实际上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家,虽经历了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改革,然而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制度理念、身份等级意识和恩情主义观念依旧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现实政治生活,其突出地表现在"民主的本质——选举"上,表现为政治家们将代表民意的公职——国会议员作为"私有物"变成世袭传承的对象,表现为选民对世袭政治和等级序列相当程度上的认同,亦表现为义理与人情关系基础上的政治生态。     

论民初的内阁制政体

民国初年,中国进行了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验,内阁制政体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项.探讨当时对这一政体的认识和实践,将有助于揭示民初宪政实验失败的必然结局、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历程.一、民初政体的争论及取向采行何种政体,各派政治势力极为关注和重视,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其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     

袁世凯与民初政治述略

探研民初政治,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他对共和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袁世凯因共和认知十分肤浅,所以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因缺乏民主意识,所以对国会意见并不尊重;因过分信奉权力,所以一步一步脱离共和的羁绊,不断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袁世凯的一生,其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袁世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施政讲究实际效果;其次,他关注的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制度能否在民初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