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补奖对贫困农牧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农牧交错区355份农牧户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与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补奖收入对贫困农牧户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以检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助力农牧交错区脱贫攻坚的有效性。研究得出:(1)补奖收入对促进贫困农牧户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户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著,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户的贫困程度,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2)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表明草原生态补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促进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的增加来实现;(3)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的提高,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能够抑制贫困农牧户返贫。基于此,农牧交错区在推行草原生态补奖的同时,应通过“草原生态补偿+牧业产业发展”的生态扶贫模式,合理地利用和发挥当地的牧业资源禀赋优势,从而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缓解贫困、抑制返贫、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     

竞争性牧业、草原生态与牧民生计维系

市场化进程在内蒙古草原的推进,使得农牧民的生计适应模式由生态适应变为市场适应。本来具有生态多样性、畜牧业生产、牧民生活、民族文化、旅游休闲、民族多样性维系、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多种功能的草原畜牧业,在食品工业化、农牧业产业化、农牧产品国际间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被单一化为竞争性牧业,仅仅生产功能和少部分产业化的旅游休闲功能被强调,从而使得草原牧业的其他功能被剥蚀、改造,甚至无从发挥,由此也危及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和牧民的生计与文化维系。认识草原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特殊关联,并采取科学化的生计适应方案,可以缓解牧民、牧业和牧区这＂三牧＂问题。走出竞争性牧业,以及背后的单一市场逻辑,才有可能朝向草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等多功能性持续发挥的道路。     

围栏社会的兴起：制度变革、围栏建设与牧区社会转型

草原牧区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型离不开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调整。随着草场承包责任制改革，围栏已不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更是界定牧区人地关系与相关主体关系的重要符号。人地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牧民生计层面。在草场承包经营背景下，围封牧场定居放牧成为了牧区主要的生计模式。与此同时，围栏的出现同样重新塑造着牧民彼此、牧民与集体、牧民与国家以及外来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可将当前的草原牧区概括为围栏社会。围栏社会中的人地关系与主体关系的转型性特征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牧区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主要背景。     

资产建设与防止脱贫牧民返贫——基于内蒙古S嘎查的考察

防止脱贫牧民返贫是巩固拓展牧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议题。牧民的资产建设应着眼于维持牧业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及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合理联结和有效配置。在S嘎查的脱贫攻坚实践中,脱贫牧民的收入与实物资产得到了提升,但是仍存在收入持续性不足、自我发展能力缺乏、资产积累能力较差等问题。自然资产受限、人力资产短缺、组织资产掣肘是脱贫牧民面临的主要返贫风险。制定持续保护草原生态系统、加强牧民能力建设、建立集体资产账户等以资产积累优化为基础的发展政策,将有助于防止脱贫牧民返贫。     

内蒙古牧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内蒙古草原牧民主要依赖简单畜牧业生产方式获得收入,收入来源单一且增长不稳定。运用OLS方法对影响牧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调整、畜牧业投资比重及牧民平均受教育水平显著与牧民收入增长正相关,而非农业人口比重则与牧民收入增长负相关。因此,通过城镇化来减少牧民的数量不能带来牧民收入的增长,必须以畜牧业产业链的理念来调整牧区产业结构,同时加大投资力度及牧民专项技能素质培训与开发,实现牧民收入稳定持续增长。     

生计困境与草原环境压力下的牧民? ——来自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实地调查,发现导致当地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很多定居牧民因生计转型不成功而陷入贫困,牧民生计方式的转变和市场意识的增强使牧民的本土知识和护生价值观逐渐丧失。自然环境的变化,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贫困和传统生态文化的缺失这四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地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城镇化进程中的牧民群体及其有序返乡——内蒙古东部N嘎查的实地研究

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随着返乡牧民日益增加,在牧区正在形成以"半工半牧"为主要生计模式的新社会群体,本研究将其称为"牧工"。"半工半牧"的生计模式以及"牧工"群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牧区衰落引发的社会问题,有助于推动进城牧民有序返乡。但实践中由于资金缺乏等原因,返乡牧民未能将打工经济转变为创业经济,生活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因此,应通过牧区金融服务的进一步支持和完善,以及畜牧业生产方式的集约化、合作化和组织化经营对这些返乡牧民进行产业扶持,在激发其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推动返乡牧民积极参与牧区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民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来自青海省祁连、门源两县的经验证据

基于青海省祁连、门源两县340份牧民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熵值法评价牧民户生计资本,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牧民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草原补奖标准明显低于牧民户期望值,草原补奖收入对牧民户家庭增收贡献有限;(2)调研区域牧民户的生计资本整体比较稀缺,且五类生计资本分布不均衡;(3)禁牧政策的实施显著影响牧民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并促进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4)草畜平衡政策对门源县牧民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高于祁连县;(5)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影响高原牧民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生计资本.为进一步完善草原补奖政策,建议提高草原补奖标准、重视生计资本积累、注意分区施策、强化政策支持.     

由匕到箸:青海湖牧区历史演进中的饮食、餐具及文化共同体

极地高寒的青海湖周围是天然的草原,牧业生计和草原饮食是其社会标签和文化符号,但其并非固定不变。在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环湖地区族群不断演变,牧民食物从奶、肉、青稞炒面到蔬菜、水果,饮食种类日多;进餐工具由手到匕,由匕到箸,食具日益丰富。牧民的定居和合食制的兴起,以及饺子、面条、炒菜等端上餐桌,使筷子成为牧区最主要的进餐工具。环湖地区和边疆牧民融入筷子文化圈,表征着中华文化符号在牧区社会的弥漫以及牧区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基于产业调整的内蒙古牧民增收问题思考

由于畜产品的经营性收入是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牧区畜牧业发展的缓慢就成为制约牧民增收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分析制约牧区畜牧业发展的因素,提出内蒙古牧区产业调整的方向。     

21世纪以来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重塑：以新疆北部牧区为例

21世纪以来,新疆北部牧区牧民在非农产业务工就业和进入城镇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形成了“半农（牧）半工”的生计模式,进而促成牧区社会进入后定居时代。调查发现,定居后牧民面临着农牧业生产边际效益下降与草原生态环境快速退化双重暴露的困境,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从平衡走向了失衡。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及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新疆北部牧区牧民生计方式持续调整和优化,为重塑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创造了新的机遇。因此,应持续优化牧民生计方式,推动新疆北部牧区走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牧民与草原的和谐共生。     

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与畜牧产业化互动模式研究

西部民族牧区的城镇化能有效推进牧民的转移、提高牧业生产效率,解决超载过牧等损害草原牧区环境的畜牧生产问题。但如何推进牧区城镇化,既能切实提高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又不造成新一轮草场破坏而危害环境？应以牧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在政府主导的规划和建设中推进牧区城镇化,争取以最小代价提高牧民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推动牧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牧区市场发展,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更好地解决牧区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牧区城镇化的问题与对策——以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为个案

搬进城里的牧民能适应城里的生活吗？他们的收入能有保障吗？牧民的心理平衡吗？牧区城镇化的速度是否过快？城镇化是否意味着畜牧业经济的最终衰落？牧民不放牧了,没有牧场了,传统文化如何延续？在牧区推行农耕模式和城镇化是否有悖当地生态环境？以游牧文化的发展为主线,以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为个案,以牧区城镇化为议题,论述了牧区城镇化的目的、意义和成就,对牧区城镇化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剖析,针对问题提出了理性思考和建议.     

非自愿生态移民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内蒙古牧区非自愿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stic模型对非自愿生态移民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对其生计状况持满意的态度。其中,男性要比女性满意度倾向性高;非农收入、看病方便程度、安置区治安条件、生活状况自我评价、生活习惯性以及生态移民政策评价显著影响着非自愿生态移民的生计满意度。     

对内蒙古苏尼特右旗牧民增收问题的探讨

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结合苏尼特右旗连续4年自然灾害及灾后呈现恢复性增长的实际,从牧民收入结构、牧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做好牧民增收工作面临有利形势等几个方面进行客观实际的分析,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了牧民增收的5项措施:一是加强民族基础教育,加大科技培训力度,切实提高牧民素质;二是加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畜牧业经济稳定发展水平;三是积极引导牧民改进饲养管理方式,提高经营水平;四是大力发展牧区合作经济组织,努力提高产业化水平;五是拓宽牧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转移牧区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     

边境牧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思考

在边境牧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中,牧区的草原生态建设是重中之重,退耕还草、草原修复等都涉及到牧民的日常生活、生计民生和可持续发展。边境牧区的地理特征、区位特点、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等都是影响边境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因素。通过对边境牧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民族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等几个方面的调研,结果表明:要实现边境牧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应该适当改扩这一区域的生产基础设施、增加草料的供应;适当增加中小型的企业,增加牧民就业的岗位;强化党员干部依法行政观念,主动为地方牧民提供公共服务,将政府工作"一言堂"改为政府、社会和牧民齐心协力共谋可持续发展;想方设法留住牧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步推进禁牧与生态保护。     

内蒙古牧区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剖分研究

对牧区旗县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几个主要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相关、回归、通径分析。结果表明 ,牧民人均纯收入与放牧草食畜和有效草场面积呈极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 0 .5 76 ,0 .5 19) ,与人口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 - 0 .4 2 6 ) ;国内生产总值、牧业产值、有效草场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对人均纯收入的直接作用最大 ,通径系数分别为 0 .5 5 8、0 .4 4 9、0 .342、0 .2 5 2 ;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对人均纯收入的间接作用前四位因素依次为 :人口 (0 .389)、舍饲和非草食畜 (0 .35 5 )、粮食总产量 (0 .343)和有效灌溉面积 (0 .336 )。提高牧民人均纯收入要着力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和牧业产值 ,同时考虑恢复提高有效草场的生产能力兼顾舍饲和非草食畜的发展     

农业规模经营下耕地“非粮化”研究的局限与突破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微观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保障感知、社会信任对牧民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参与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牧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牧民社会保障感知得到提升,并对参与草场生态保护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是联接部落间牧民生产合作的重要纽带,并对牧民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生态保护方式决策上,相对于延长圈养,保障感知、社会信任对牧民选择减少牲畜、流转草场的影响显著,具有较高的选择概率。延长圈养是“农牧生产结合”的创新产物,短期内虽增加了养殖成本,但从长期看农业生产的玉米及其秸秆成为牲畜优质的饲料来源,既能获得生产补贴弥补收入损失,又能发展畜牧养殖缓解草场生态压力。针对这些发现,提出完善牧民基本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规范政策实施流程的监管、树立政府公信力,既利于提高牧民草场生态保护,又利于牧区经济社会发展。     

少数民族牧民定居政策实施效果与完善研究——基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个定居点的调查

帮助少数民族牧民实现定居是政府推出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牧民定居有利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和牧业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推动牧民实现产业转移,促进牧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但牧民定居点建设面临建设资金困难,牧民自筹压力大,草料地不足,生产方式转变难,定居点建设缺乏民族特色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采取综合推进措施.     

西部少数民族牧区生产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川甘青三省六县的牧区调查

西部少数民族牧区面积广袤,却位于干旱、半干旱和高寒地带,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为了解这一区域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生产问题,笔者对川甘青三省少数民族牧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生产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牧区草畜矛盾尖锐、草地超载严重、退化普遍,牧民生产技能缺乏、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方式传统、生产效率低下是当前牧区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而生产投入不足、经济发展滞后、资源环境约束、牧民自身素质和生产习惯是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加强草原建设,控制放牧数量;培育新型牧民,提高畜牧生产效益;增加资金投入,实施生态补偿是解决牧区发展与保护的协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