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满足、政策认知与待遇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

研究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其直接受益人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施绩效,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利用对湖北省农村老人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金待遇满足农村老人基本生活需求的程度并未显著影响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农村老人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认知则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影响了其幸福感。其中,农村老人对养老金待遇的评价越高,其幸福感越高,而认为其养老金待遇比城镇职工低的农村老人,幸福感则相对较低。另外,享受养老金待遇的状况也对农村老人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吗?——兼论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检验了子女数量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回应"多子多福"的现实性,同时探讨了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子"比"无子"更"多福",但"多子"不一定"多福"。有子女的农村老人,无论是儿女双全,还是只有儿子或者只有女儿,都比没有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但是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对于有子女的农村老人,子女总数、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大程度上受到代际支持的影响,子女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均可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来看,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才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失能老人的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了失能老人的幸福感状况。研究发现,失能是晚年幸福的核心掣肘,与未失能者相比,失能老人的幸福感偏低。控制部分人口社会学变量之后发现,物质保障、社会隔离和心理贫困对失能老人幸福感影响显著,表现为物质保障越好、社会隔离越小、心理贫困越弱的失能老人幸福感越高。因此,失能老人幸福感劣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多维贫困导致的需求不足,应从多方面加以干预。     

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居民的幸福而不是收入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需要深入探究哪些因素影响居民的幸福。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的基线数据,可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对我国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活水平的改善、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社区助老助残活动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开展均有助于改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及是否处于空巢状态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这为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在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救助政策制定中,不仅要考虑到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要关注其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状况;第二,要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社区养老服务的覆盖率;第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     

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农村老人幸福感吗?——基于CFPS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对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三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评分。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农村老人身体健康自评分数和获取的代际支持，进而提升幸福感水平。然而，能充分享受到互联网这一技术红利的农村老人群体数量并不多，亟待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解决信息贫困难题、重塑互联网文化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     

农村留守老人幸福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攸县179名农村留守老人的问卷调查

增进农村留守老人幸福已成为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基于湖南179名农村留守老人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可支配收入对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的正向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身体健康因素的正向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子女与留守老人电话联系时间的正向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劳动天数、留守儿童监护数的负面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应当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村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及留守老人文化、生活服务水平,降低留守老人劳动强度;同时促进子女履行赡养和精神慰藉义务     

社会转型期农村养老困境的破解——老年公寓和新农保对农村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

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养老问题陷入极大困境,农村老人心理压力较大。通过中国东部S省L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村建老年公寓、新农保制度这些新的养老措施在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改善农村老人心理福利方面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在有老年公寓的社区中,老年人心理福利普遍偏低,但住进老年公寓的农村老人心理福利显著提高;(2)参加新农保在整体上显著改善了农村老人的心理福利,但在建有老年公寓的社区,其影响效应却不再显著。所以地区应积极建设村老年公寓,在扩大新农保覆盖面的同时实施灵活的养老账户配置策略并提升社区养老保障水平,进一步有效提高老人的心理福利。     

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13年15省市978个农村留守老人的实地调查数据,从劳动参与、子女经济支持、亲子关系等方面对其生活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加重了留守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且一定程度上使得老人与子女间的关系疏远,但也为改善留守老人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子女的就地就近转移对提高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农业技能状况和社会身份对留守老人的收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隔代监护促进了老人与子女间的关系并提高了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医疗服务对农村老人失能状况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LHLS数据的经验分析

医疗服务会通过影响农村老人的健康水平而对其失能状况产生影响。基于2011—2012年全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数据（CLHLS）,将农村老人失能状况分解为自理能力丧失、生活能力受限以及认知能力障碍,利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医疗服务对农村老人失能状况的影响,并对相应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是否参加新农合、距医疗点距离、医疗费用分担方式、生病能否得到及时救治以及社区医疗服务会显著影响农村老人失能状况的发生。总体上,样本地区农村老人失能状况较为严峻,并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建立完善的长期护理体系并通过优化医疗服务供给来增强农村老人对医疗服务的可得性与可及性,成为解决农村老年失能问题的政策选择。     

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满意状况考察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2004年"农村子女外流对迁出地家庭养老的影响"抽样调查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了影响留守老人生活满意状况的因素,定量考察了外出子女数量与留守老人生活满意状况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子女数量、留守老人自身的身体状况、家庭照料和赡养情况、是否感到孤独以及经济收入等因素对留守老人生活满意状况有显著影响,拥有更多子女外出的留守老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要高于较少子女外出的留守老人.     

守望乡愁:东部山区农村老人的主动留守

城乡二元结构、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等通常被认为是农村老人留守的主要原因.我国东部地区也有留守老人,然而留守原因并非都是无奈之举,而是基于乡愁的理性选择.通过对100位留守老人的问卷调查以及23位留守老人的深度访谈,发现东部山区农村老人选择主动留守是对乡愁的守望,表现为五个方面:对故土的依恋、邻里的守望相助、维系传统的"家"观念、实现自我价值、重塑代际关系.最后就关爱留守老人从充实文化生活、提倡情感慰藉、建设美丽乡村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农村初中骨干教师幸福感调查及启示

农村初中骨干教师的幸福感普遍比较高,但有些仍然有一点不幸福。以其幸福与不幸福为参照和透镜,能为提高农村初中教师的幸福感建言献策。欲提高农村初中教师的幸福感,需要提高学校的造福能力,提高教师的幸福能力,改善幸福环境和提高幸福智慧,深入实施人性化管理与救灾式管理。     

社会资本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幸福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信任都与幸福感正相关,关系和谐同样具有促进农民幸福的作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利。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幸福,并且对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作用更强,这对促进民生幸福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两类,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健康变量的情况下,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均对农村老人健康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结构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村老人的身体活动和积极心态进而影响老人的健康评价;积极心态在社会资本影响老人健康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身体活动。为充分发挥社会资本这一非制度性因素对老人健康的促进作用,需进一步提升农村老人社会资本的积累,注重农村地区信任、互惠和互助等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建设。     

流动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空巢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

在劳动力转移和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文章重点关注农村子女流动对农村空巢老人自评健康和慢性病状况的影响机制,比较经济支持和就近居住两种代际支持方式对农村空巢老人健康状况的不同影响。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2015年和2018年的数据,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农村子女流向城市会显著恶化空巢老人的自评健康并增加老人的慢性病患病概率。在对子女代际支持的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后发现,经济支持效应可以改善空巢老人的自评健康,但对改善慢性病患病情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忽视效应不利于空巢老人自评健康,但可以缓解部分慢性病的患病状况。以子女流动距离为门槛探究何种流动距离对空巢老人自评健康最有利,结果表明,当流动子女与空巢老人同县/区但不同村/社区时,空巢老人自评健康状况最佳。上述研究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村空巢老人照料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农村丧偶老人再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是否再婚影响着农村丧偶老人晚年的健康状况和幸福程度。对江苏4个县/区的400位农村丧偶老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后发现,农村丧偶老人再婚比例非常少,再婚意愿也很低,老年人再婚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来自社会舆论影响、自身传统观念束缚、担心加重子女赡养负担、子女的干涉反对以及社交有限等。建议进行家庭倡导改变子女对丧偶老人再婚的态度;大力宣扬新型的婚姻文化和养老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构建丧偶再婚平台,拓宽农村丧偶老人择偶渠道,为农村丧偶老人的再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农村丧偶老人身心健康的、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     

贵州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

利用贵州农村老人生活状况调查所得资料、对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刚进入中等水平,且生活质量随年龄增加而下降;男性老人的生活质量略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人生活质量越高;不同婚姻状态和不同居住方式下的老人生活质量存在一定差距,老人拥有儿子的数量对其生活质量有一定影响。针对当前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改善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应以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子老人为重点,在农村居住方式正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当优先关注和改善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     

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对农村老人养老的影响

从人力资本视角出发,统计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农村老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变化,并运用有序Logit模型探索中青年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农村老人养老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青年子女回流后,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未出现明显减少,呈现总体持平,略有增加的特点;对农村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呈明显增加趋势,但精神慰藉增加幅度相对有限。中青年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变化和精神慰藉变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采取措施吸引农民工返乡,并增加其人力资本积累对发挥家庭养老作用、改善农村养老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LHLS数据的分析

采用2011年中国老龄人口健康状况调查（CLHLS）数据,在描述农村留守老人群体特征和养老现状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福利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从个体特征层面上看,年龄较大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和自己（或配偶）有房屋的这几类农村留守老人群体,更容易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从家庭特征上看,留守老人家庭收入越高、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越倾向于正规化养老模式,家庭出现过迁徙比没有出现过迁徙的农村留守老人更热衷于非正规化养老模式;从社会福利层面上看,所住社区有组织活动和没有参与医疗保险的留守老人更倾向于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     

农村空巢老人认知功能性别差异分——基于CLHLS数据的检验

利用 2018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数据库,使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和非线性Oaxaca-Blinder分解法,从社会性别角度分析老龄化趋势严峻的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的认知功能差异。研究发现,农村空巢老人认知功能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农村女性空巢老人认知正常比例显著低于男性,认知评分也显著低于男性;农村女性空巢老人表现出对婚姻状况、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敏感性,农村男性空巢老人表现出对自评经济的敏感性;农村空巢老人认知差异64.05%与性别自身相关,两性在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社会参与间的个体特征差异使农村空巢老人认知功能差异扩大。建议通过提高医疗服务可获得性、开展社会交往活动等措施提供相关支持,缩小农村空巢老人认知功能的性别差异,从而更好地维护老年人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