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模式的缺失与修正

侦查公正是整个刑事诉讼公正的基础。我国现行侦查模式具有单向性、超强的行政性、任意性等特点。现行侦查模式的设置使犯罪嫌疑人沦为侦查客体的地步,不利于人权保障,有碍刑事诉讼正义。改革现行侦查模式、确保司法公正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一项普遍关注而又急迫的课题。改革的重心在于强化对侦查的监控,实行法院令状主义,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广泛的参与权,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权利的保障,实行侦查行为可诉化。     

卧底侦查行为法律定性与警察权益保护

随着我国诉讼观念的更新和诉讼模式的转变,卧底侦查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为大家所关注。然而,就其法律规制问题学界存在诸多争议,焦点集中在卧底侦查中卧底察的“侦查行为”性质评价方面,以及如何保障卧底警察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有赖于具体的规制。     

从“权力监督”到“权利制约”：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的理性之维

大数据国家战略的实施推动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侦查手段的资源整合,促成了大数据侦查模式的诞生。由此,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由被动侦查到能动预防转变,案侦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逐渐转变,工作模式也由“人员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传统侦查在信息化浪潮中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然而,通过法社会学与语言学理论分析揭示出,大数据侦查下的真实面纱乃是“规训与惩罚”的权力逻辑,这使得侦查权力主体容易受到压力型考核指标以及个人升迁等非理性因素的制约,而权力本身的“弥散性”特征又使得大数据侦查更具欺骗性,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侵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立法对于大数据侦查目前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依靠公安机关自我监督;同时,《宪法》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由此,大数据侦查形成了以公安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为主,外部“检察监督”为辅的二维控权模式。然而,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公安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权”,难以保证该措施适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而层级监督模式的固有缺陷也导致监督信息传导不畅,并影响了监督效果。另一方面,传统“书面式”检察监督无法有效识别违法收集的个人数据信息,检察监督强制制裁手段的缺乏也会削弱监督效果,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部分行使导致检察监督易受公安反制;所以,意图单独通过检察监督来约束大数据侦查权不能给予过高期待。虽然,域外由法官批准强制措施的“司法令状”模式深受国内学者推崇,但公安机关所具有的较高的政治地位也使得此种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有鉴于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命题下,打出“立法与司法”的组合拳、确保个人信息权得到全面保障,成为勒住大数据侦查这匹脱缰野马的最好缰绳,具体而言,刑事程序立法工作应当及时跟进,给个人信息权以正名,并在此基础上充分保障嫌疑人的个人信息知情权、被告人的个人信息辩护权,以及个人信息受害方的救济权。     

中国侦查预审功能之实然反思与应然定位

侦审模式的嬗变均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侦查预审职能的科学定位,其中将“补充侦查”“深挖余罪”视为侦查预审功能是问题之根本所在。为发挥侦查预审在把控案件质量、引导侦查预审模式选择等方面的作用,有必要从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检视当前侦查预审功能的落实现状和问题所在,科学界定侦查预审的应然功能,构建以保障侦查质量为根本,以监督、引导侦查为具体的功能体系;并祛除其“承继侦查”功能。     

两大法系国家的侦查指挥构造比较与借鉴

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两大法系侦查指挥构造进行解析,其目的是将精华之处"洋为中用"。两大法系侦查程序各有特色,通常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当事人主义侦查指挥模式,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更加完备;大陆法系国家采用职权主义侦查指挥模式,对犯罪的控制与打击更具优势。因此,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更应当兼容人权与秩序的均衡,既要体现打击犯罪的需要,又能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趋势,来构建公正、科学的现代刑事侦查指挥制度。     

新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的思考

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侦查模式面临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的法制环境。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变化,侦查过程中“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的局面令人困惑。为此,要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司法理念,确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使用“柔性”侦查讯问方法,注重律师作用的充分发挥,构建“信息引导侦查”体系,从而实现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升级。     

刑事侦查模式与审判模式的机制冲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了'公正审判'一词,在刑事审判阶段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内容,使校辩双方地位趋于平等化。但侦查阶段,我国始终奉行的是职权主义模式,几千年义务本位的法文化背景直接或间接地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地位的实际客体化,从而使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与国家侦查机关的地位不平等,没有达到'公正侦查',以至于形成'控'、'辩'前提条件不完备的诉讼结构失衡,我们所期待的公正审判将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因此笔者试图在我国侦查阶段引入以'弹劾制'侦查现为支撑的当事人主义侦查摸式,使其与当事人主义趋向的庭审相适应、并且适当做好侦查与庭审之间的衔接工作,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运行体制。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反思与完善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体现出职权主义甚至是超职权主义的特征,极需改革和完善。通过对刑事侦查程序的内涵与性质的分析,揭示刑事侦查程序具有行政性与司法性的特征,从而反思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即司法性的缺失,尤其表现在法治化严重不足。因此应加强侦查程序的法治化建设,取消“法外侦查”,取消检察院侦查权、强化其侦查监督权,侦羁分离,扩大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影响侦查程序重构的若干因素

我国现行侦查程序属于职权主义模式的行政性程序,侧重于打击犯罪,轻视保障人权,无法适应刑事诉讼民主、文明发展的需要,需对之进行改造和重构。在重构侦查程序时,除要考虑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以外,还要综合考察各种复合因素,力求使重构的侦查程序超越于现行侦查模式。     

二十一世纪高师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二十一世纪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既存在发展机遇 ,又面临严峻挑战 ,单一培养“英语教育工作者”的人才培养模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必然向培养具有多方面知识和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方向转变 ,高师英语专业可采取“3+1”式、“2 +2”式及混合式等培养模式 ,造就“文理兼容”、“通专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

“看”的技术生态位不仅指它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空间位置,更意味着它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功能或所起的作用。人是“看”的主体,“看”是人类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看”的技术则是强化这一方式的重要工具,二者的相互关系定义了“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关系、联系是“看”的基本属性,生态系统是“看”的场所,生态整体性是“看”的技术生态位之基础。正是这种整体性定义了“看”的技术生态位在空间上所占有的具体位置,同时也将其在时间上统一起来。这种时间上的统一表现为一种过程性,即“看”的技术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自身的展现形式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看”的技术生态位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演化所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看”与“看”的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更为牢固与紧密,甚至可以说,今天社会生态系统中“看”的技术生态位就是通过“看”与“看”的技术紧密依存共同展现出来的。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实践反思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总要求。社会工作作为致力于回应社会问题和助人自助的应用性学科,关注社会变革、民生福祉和能力建设,在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等方面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以昆山市W机构的乡村社区建设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行动研究发现,案例村在沿袭单一的行政性管理模式下面临村庄治理和服务供给困境,继而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可能与可为空间。基于项目背景和目标,构建了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生逻辑框架并应用于实践。在此基础上,对W机构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成效进行实践反思。最后从实务改进的角度,提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优化建议。     

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以新兴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工科”专业应运而生。为培养一批具有坚定爱国主义精神的科技尖兵,高校教育工作应把握“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形势,注重新工科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提高,推动国家技术创新发展的浪潮。在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深入探索新工科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融合机制,特色化推进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运用“三全育人”模式进行协同教学。因而,本课程教学内容得到了丰富,教学目标有效率完成,该协同教学模式有助于更好地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战略服务,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民办高校科研出路探析

改变民办高校科研滞后面貌的关键,在于民办高校要摆脱“生存型模式”,稳步走向“发展型模式”,从“注重应用型”的院校逐渐转向“注重研究型”的大学,运用民办高校人事、财务等方面的灵活性手段,选聘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担任学科带头人,组建以博士、硕士为骨干的学术团队,抢占学术前沿,坚持学术自由的原则,鼓励学术争鸣和竞争,产生较多较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以科研成果为纽带实现与企业的联合,从而为科研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理想化与存在性的交织:“禅让制”刍议

强调“禅而不传”的“禅让制”,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重大话题。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上博简、郭店简陆续面世以来,遂又重新掀起了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在对禅让传说与禅让学说进行疏解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考古成果与研究成果的考察,认为“禅让制”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当为新石器时代初中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而理想化与存在性的交织则是“禅让制”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真实状态。     

论检察绩效考核的制度语境与转型逻辑

在不同法域,检察考核均是优化检察权运行和绩效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基于语境的比较,美国与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分别选择了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等不同的检察运行模式,在检察绩效的考核方法上却均表现出“以考核个体为重心”的共通特征,在“考核指标的量化程度”和“外部评估的实践效果”等方面也存在重要差别。表层趋同与内涵差疏映射着两种检察体制的深层结构和逻辑,即以检察独立为主的美国模式乃根植于协作型的权力结构,更强调社区参与的价值;以检察一体为主的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模式乃生发于科层式权力结构,更强调量化指标的上行下效。中国大陆地区类似于欧陆法系的检察一体模式,检察功能也更多元,因此,以“条线考核”和“内部考核”为特征的考核体系可能还会维系较长时期,未来可通过完善检察人员分类考核、重视个人考评结果、建立双向互动的检察考核模式,来解决个体激励不足和缺乏民主监督的实践弊端。     

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的嬗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唯一正确的"统治形式是"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其他四种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是上述这种"唯一正确的"政体没有得到很好维护而逐步退化的结果。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将"唯一正确的"政体称作"第七种政体",认为这种政体应与其他六种可能出现的政体完全分开,就像神与人要分开一样;与《理想国》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是否根据法律实行统治成为决定除"第七种政体"之外其他各种政体优劣的主要标准。总之,"第七种政体"这个概念的出现,表明柏拉图已基本放弃在现实中实现"圣人之治"(人治)的幻想,而把"依法治国"(法治)看作明智的、务实的选择。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表明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经历了从推崇"人治"向倡导"法治"转变的过程。     

股权激励制度的历史解读与法律构建——以晋商“顶身股”为视角

股权激励制度法律构建研究应关注与此有关的商事习惯。中国股权激励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晋商的“顶身股”。因此,在构建中国股权激励制度时,不仅要考虑时代因素,也应从商事习惯中汲取养分。“顶身股”制度与现代股权激励在激励功能、信用基础和对“人力资本”重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契合,具有历史传承的制度基础。然而“顶身股”与银股比例失衡、责权利不对等、分红比例过大、缺乏有效的监督等问题也为股权激励制度法律构建提供反思。因此,股权激励制度的法律构建应从“顶身股”制度中汲取养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秉承“自治为主,引导为辅”“扬弃历史”“系统化”等原则,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股权激励法律制度。     

中国式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构建——基于对美国专家证人制度的选择性借鉴

中国新民事诉讼法中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形似美国的专家证人,但又因两国诉讼制度的差异而只能在现有规定基础上对美国专家证人制度进行选择性借鉴,建立准入前的严格审查、参与中的证据开示制度,设置出庭义务并厘清其证明力和采信标准。另外,在与鉴定制度的关系上,可以根据专家辅助人发挥作用的不同进行类型化归纳,使对鉴定意见进行质疑的"鉴定人—专家辅助人模式"和鉴定人缺位情况下的"专家辅助人模式"分别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