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艺术

我国戏剧中的脸谱,起源于古代的面具。据传,早在公元前的西周就有一种叫作"傩"的乐舞,舞者就带着面具。唐代乐舞中,亦有戴面具的。唐代的崔令钦著《教坊记》中载:北齐兰陵王勇猛善战,但其长相像一个妇人,打仗时敌人不甚畏惧,他就刻了一个形象威猛凶悍的面具戴上,以后上阵,屡打胜仗。他的部下编成了歌谣《兰陵王入阵曲》,以后又发展为《兰陵王破阵     

陶渊明思想三题

一 陶渊明与玄学 关于陶渊明与玄学的关系,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他是“服膺‘自然’的玄学信仰者”,他的世界观是“玄学自然观”;一种意见认为他的思想“与魏晋玄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持这两种针锋相对意见的人,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认为魏晋玄学是当时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就将陶渊明思想和玄学严格地区别开来,并以此为基点来论证陶渊明思想的进步意义;持前一种意见的人就判定陶渊明的“《形影神》诗是消了佛道迷信的毒,     

李白三入长安补证

关于李白三入长安之说,李从军考之在先,安旗别考继后,共举诗二十余首。笔者认为,《李太白集》中还有一些名篇,同属此期的作品。如《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晁衡是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他于唐玄宗开元五年至长安,学习期满后曾任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等职。瞿蜕圜、朱金城二先生引缪凤林《留学中国之日本诗人》和     

鲁迅与藤野先生拾零

鲁迅先生一直怀念着他早年的老师藤野先生。在《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回忆他早年在日本留学生活时写道:“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虽然由于他的学生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底在厦门写的散文《藤野先生》而驰名于世界了,然而鲁迅先生直到一九三六年秋逝世为止,似乎还不知道藤野先生为时     

论《唐戏弄》对戏剧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戏剧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在中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还是近代以来的事。1915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发表了他在戏曲研究中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宋元戏曲考》,从此揭开了我国古代戏剧史研究的序幕。之后四、五十年中,各种戏剧史专著陆续问世,其中以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1936年)、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1940年)和任半塘的《唐戏弄》(1958年)最为学界瞩目。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我国戏剧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刀。它在“古人未尝为此学”的情况下,对古剧资料的发掘、整理和     

关于鲁迅的所谓“幻灯事件”——介绍一张照片

日本同志社大学第二外国语研究室教授太田进先生应邀于今年四月来我校,一面为师资班讲授日语,一面进行鲁迅研究。太田教授对鲁迅和茅盾的研究颇有造诣。今年六月,他在日本《野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资料一则》的短文,介绍一帧由他搜集但出处不详的照片,认为该照片可能与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所说的幻灯片有关。本刊征得太田先生同意,特将照片予以转载,并约请太田先生撰写此文,作进一步的说明。同志社大学于1980年与我校结为友好学校。太田教授这次讲学是根据两校协议进行的。     

从《边城》 中的人性美看沈从文的人生追求

《边城》问世半个世纪以来,在其艺术表现方面多数人是肯定的,但就其思想价值看,从《边城》发表伊始,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边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刘西渭《咀华集》;另一种则说它“就其所表现的生活虽然令人神往,却远远脱离现实”(汪馥泉、王集丛《一年来的中国小说——沈从文的<边城>》).到了50年代,甚至有的评论家“有意无意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无论这两种意见是如何的争辩,都存在一个无可非义的前提,即都承认《边城》表现了一种原始的朴素的人性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南进政策的制定时间和行动标志

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制定南进政策的具体时间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御前会议制定的,《帝国国策基准》就是南进政策最早最明确的表述;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在一九四○年七月份最后制定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在二九四○年七月到八月份美国冻结日本资财、禁运石油时才被迫制定的。     

杜甫《前出塞》新解

杜甫《前出塞》新解王崇王晓秋对于杜甫的《前出塞》一诗，学者们一般皆认为它是一首反对唐王朝开疆扩土、进行侵略战争的诗。如萧涤非先生认为：“在安史乱前，他（杜甫）就反对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前出塞》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①金启华先生则说...     

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形成问题的探讨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为大家所熟知,但对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虽有许多文章和教科书进行过探讨和阐述,但尚未形成共识。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1930年初毛泽东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已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它形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即以毛泽东1936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标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形成于抗日战争前期,即以毛泽东1938年11月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及1939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标志。上述几种意见均     

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任半塘教授最近的科学研究工作——校勘《行路难》、《敦煌歌词集》等

中国学者,成都四川大学教授任半塘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写了《词曲通义》;在战后,写了《唐戏弄》巨著。我接到任先生不远千里给我寄来的信已经有一年了,先生今年虽已届八十高龄,但身体非常健康,信上的字是蝇头小楷,而谈的内容都是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他的精力充沛和理论高超,令人敬佩,即使是懦     

试论《娇红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娇红记》是受到现代中国小说史研究者冷落的作品。本文从其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它是元代最好的文言小说，对唐传奇作了重大的发展，并联系宋、元白话小说发展的情况，肯定它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王船山《莲峰志》与地方志

方志是一门学问,它和我国史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方志起源于商、周;发展于汉、魏、六朝、隋、唐;定型于宋、明;鼎盛于清代。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编辑《中国地方志统计表》。他在该表序中说:“宋、元、明、清、民国五代之方志,总四千九百一十二种,八万二千四百一十四卷。”“有清一代集其大成,见有志凡四千三百零三种,占全数五分之四。”清代方志,盛于康熙,是和康熙之治与康熙皇帝大力提倡分不开的。从而使方志体现了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特点。王船山(公元1619—1692年)编撰的《莲峰志》,是清初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地方志。     

从日本雅乐看唐参军和唐大曲的表演形式

由日本《新撰乐谱》所录的"盘涉参军"可知,唐代传到日本的"参军"本来是大曲。通过考辨可以确认唐大曲和日传唐乐大曲的相同结构形式是:散序(游声、荒序等)→中序(飒踏、排遍)→入破、虚催拍(第五遍)、催拍(第六遍)、杀头(杀衮、第十遍)→急。大曲"盘涉参军"与俳优的"弄参军"在文献记载中看似两种不同的形式。但是日本唐乐中少数舞乐的滑稽情节与舞蹈动作融为一体,由此推测大曲也可以有滑稽取乐的表演。俳优的"弄参军"、包括有参军、苍鹘两个脚色的表演形式很可能摘自大曲"参军"。     

略论1941年美日谈判的性质和后果

1941年美日谈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它与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四十年来,虽然众多中外历史、外交论著对它作过述评,但对其性质和后果仍有不同看法。较为普遍的意见认为是美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的。“远东慕尼黑阴谋”,鼓励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引出了珍珠港事件;另一种意见认为很难说双方对谈判有诚意,也许目的是为了蒙蔽对方.罗斯福“尽力使日本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以激发美国人积极参战,但代价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还有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是罗斯福故意玩弄阴谋或苦肉计,逼日本人放第一枪,造成了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投入战争。前两种意见可能是对这一复杂诡秘的外交事件的片面分析和判断,后者则是为日本法西斯开脱罪责的荒谬言辞。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一部伟著的雏型——杨志和《西游记传》述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时指出:“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而今特盛行”,他肯定了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是吴承恩《西游记》的雏型。当然,后来鲁迅先生对此说又作了一点声明,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他又说:“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非祖本,那精确的论文,就收录在《痀偻集》里。”这说明鲁迅先生虽有己见,但尊重他说,以利于学术上的切磋。但是,鲁迅先生并不因此而修改原持的观点。     

《唐物语》中的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

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中也广为演绎和流传。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唐物语》第二十五篇就是王昭君故事在日本演变的产物。昭君故事中最核心的要素当属"画工曲笔",这一要素在《唐物语》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在画工曲笔的契机和缘由,帝王与昭君及后宫嫔妃间感情纠葛的细腻描摹,以及昭君悲剧产生的根源等三个方面与中国原著的焦点截然不同。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反映了日本天皇与后宫关系与中国的迥异。它融入了浓郁的日本本土文化色彩,为我们体悟两国风土人情的差异、把握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借鉴和思考。     

月亮与恶鸟——读《秋夜》随想

关于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秋夜》已有许多讲解,并且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准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大学语文选讲》(修订本》中,钱谷融同志对《秋夜》的讲解,代表了最新的水平。他澄清了一些陈旧的和错误的讲解。读来深受其益。但在我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两个地方有作说明的必要:一个地方是不同于钱谷融同志的看法;一个地方是冯雪峰、钱谷融提出了正确见解,但论证欠充分,难以说服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补充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