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七大在政策上实现了转变，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在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上，中共中央是先于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的，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态度以及在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上二者又存在原则上的不同。这表明我党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与共产国际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科学的结论。《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从而,在肯定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内部社会历史条件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当时有利的外部条件——共产国际的帮助。历史进程是由多方面因素合力推进的结果,只有仔细研究各种因素,才能更好地揭示它的本来面目,从而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近年来,有些同志对建党时期共产国际的作用做了不少探索,尽管对某些问题的论述方面还不很完善与确切,但总的来说,对进一步研究党的历史是有益的。只有更好地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才能把党史研究工作推向前进。笔者本着这一精神,对我党初创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始于何时?有的著作认为是在1922年4月底5月初的广州会议和6月党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有的著作认为是1922年党的“二大”和同年8月党在西湖召开的中央全会。然而,笔者认为,统一战线思想开始出现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     

试论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主观因素

孙中山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会上,确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转变。这无疑应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他之     

论蔡和森对创立中共党史学的伟大贡献

蔡和森(1895—1931),学名蔡林彬,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他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常人们总是注重蔡和森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在理论上建党做出过伟大的贡献,而往往忽视了他在研究中共党史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其实,早在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时,就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后经向警予同志整理,油印成册,从而这一宝贵文献就成为了中国第一部研究共产党历史的著作。1927年9月22日,蔡和森在中共顺直(河北)省委改组及其各     

王稼祥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

毛泽东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中共南京市历届党代会

第一次党代会——白色恐怖下的星星之火 1927年12月4日．中共南京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浦镇附近山上召开．出席代表25人。会前推定孙津川为临时主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工农运动走向低沉，革命形势处于低潮。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据中央、省委关于整顿党的组织．“在各级指导机关都必须尽量充实工农分子”的指示精神．市委决定“自下而上全面改组党的组织”，并定11月28日至12月3日为市委以下各支部改组时间．12月4日为“改组市委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关于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问题,目前有些学者较多地强调共产国际的指导作用。本文认为具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作用不能忽视,其表现为,它结合中国的和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起草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其中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某些原则,较之共产国际当时在这一方面的模糊思想是重大的前进,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     

论中共“二大”的重大成就及其历史地位

从中共“一大”到“二大”,党在战略策略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二大”第一次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以及完备了党的组织机构,表明建党初期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得到一次全面提升.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源于党对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懈探索;另一方面归于列宁、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导与帮助.“二大”的成就,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找到了实现政治纲领的途径,而且使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前进了一大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大”在更完整意义上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二大”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甚至错误,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从总体来说,“二大”的纲领和政策,使党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第一步.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苏俄和共产国际从其东方战略出发 ,积极在中国寻求盟友 ,最后决定面向孙中山。孙中山则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寻求列强支持的失败 ,转而寻求苏俄的支持。这样 ,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 ,相互接近。苏俄、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使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并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 ,即是从注重军事工作转而注重政治工作 ,特别是宣传工作。不过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的言论表明 ,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东北地区推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述评

东北党的组织1930年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一番折腾,教训深刻,本文拟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历史档案,对这个问题加以初步梳理和探讨。 (一) 1930年上半年在群众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东北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放弃了“六大”提出的目前不是组织武装起义而是争取群众的总方针,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左”倾冒险的要求。     

浅析国民党改组后的阶级构成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实行改组成为革命的联盟。关于国民党改组后的阶级构成,目前在党史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另一种认为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两种看法都是讲“四个阶级”的联盟。对于“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认识是相同的,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形成

关于中共代表团在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至今众说不一。笔者认为,虽然中共代表团及其负责人王明在指导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存在某些局限性,但是并不会抹煞他们的积极贡献。应当指出.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国的和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先后起草的《一一七宣言》、《一二六指示信》、《八一宣言》、《六三指示信》的基本精神和吴平被派到东北指导工作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东北这一局部地区实现策略方针的转变.以及促成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的早先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评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

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特派员制度就是它的重要体现。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集中的国际性政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各支部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由共产国际审批;“各支部的纲领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各支部的例行代表大会和非常代表大会,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方可召开”;“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和修改各支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作出各该支部必须遵守的决议”;各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将一切会议记录按时抄送执委会,共产国际有权向各支部派遣拥有“最广泛的权力”的特派代表,特派代表有权参加被派遣支部的中央或地方一切会议,监督该支部工作,“有权反对该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总之,共产国际对各国党拥有无限权力,“执委会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述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末由向青首先提出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共产国际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向青的观点很快受到批判,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证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始终没有摘去。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学术界开始重新探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以杨奎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而在许多情况下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这种提法具有开创性,其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深化了新观点的研究。     

解放战争初期陶铸在东北两次遇险

194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为了适应东北当时的战争形势,决定将刚刚在沈阳成立不久的中共辽宁省委,分为辽西、辽东两个省委,主动撤离随时可能被国民党占领的沈阳。当时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陶铸被任命为辽西省委书记。在他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期间,已经亲眼看到了当时东北的紧张局势。由于国民党正派出接收大员从南方和北平进入沈阳和长春,蒋介石又派出大批国民党军队从秦皇岛、山海关向东北进犯,所以刚被我军占领的沈阳很快就弥漫起紧张的战前阴云。国民党军队在进入…     

试谈中共满洲省委的路线问题

从1927年10月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立，到1935年末中共满洲省委被撤销这一时期内，在我们党内曾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这三次“左”倾路线对东北党的组织都产生了影响。对满洲省委贯彻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应实事求是，做具体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的多维视角、分歧原因与争论焦点

在各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中,主要有3个视角,即马克思主义视角、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和“普世价值”视角,有些表述是对这3个视角的“综合创新”。分歧原因主要是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我们要凝练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其具体表述就应该能够明确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精神。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体现世界性、人类性和普世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3个倡导”是近些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对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共产国际和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我国史学界一直认为: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就其主观原因而言,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应负主要责任。但笔者觉得,如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党,那么陈独秀等应负主要责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绝对集中的领导。因此,要正确回答谁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必须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考虑,必须对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政策及其给予中国党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客观分析。     

论广州起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广州起义与共产国际有什么联系,是我们研究广州起义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广州起义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监督和具体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具体组织发动的,其主要依据是: 一、广州起义萌芽于中共“八七”会议,决定于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而这两次会议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 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共犯有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审查旧政策,旧机关,制定新政策,     

《党的机会主义史》的史学价值

1927年“八七”会议否定了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接着各地的党组织也开始进行思想组织整顿。蔡和森被派往中共北方局指导工作。1927年9月22日,蔡和森召集了中共顺直省委改组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长篇报告。这个报告延续到第二天才作完。以后又在北方局其他党组织会议上作了这个报告。1928年6、7月蔡和森到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回国后即将《党的机会主义史》修订,然后在《顺直通讯》第二期上正式发表。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