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稳定性的实证研究

运用Lintner经典模型,并采用混合回归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的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与成熟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不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取决于当年的盈余,与上年的股利支付无关,上市公司遵循不稳定的股利政策,融资制度差异是我国公司股利支付的不稳定的根本原因,盈余的不稳定等因素加剧了股利政策的不稳定。与成熟资本市场国家的股利政策信息内涵不同,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变动并不反映企业未来盈余的变化,因此建议投资者在利用股利政策来决定投资决策时应慎用这些信息。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息内涵实证研究

股利信号传递理论是解释股利政策的主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股利能有效传递公司发展前景的信息。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以及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未来盈利能力的关系,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息内涵包括:分配股利公司的未来收益要好于未分配股利公司;公司股利增加,其未来盈利水平也上升,反之亦然;公司现金股利与其未来盈利能力成正相关性。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具有信号传递效应,能够传递未来盈利方面的信息。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实选择与理论诠释

作为公司财务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股利政策是公司在利润再投资与回报投资者两者之间的一种权衡。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不分配现象仍然普遍、股利形式规律性不强、股利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等特征,导致最有说服力的信号理论和代理理论也难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针对这一问题,建议拓宽融资渠道,缩小不同融资方式的成本差异;完善法律法规,规范股利分配的信息披露制度;降低代理成本,保持持续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改善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     

三种股利分配方案对股价影响差异性的实证研究

股利政策是公司重大财务决策之一,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公布会引起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波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实际采用的股利分配方案中,主要包括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不分配三种。研究股利分配政策,从而改变企业资本结构,对了解二级市场股价波动及公司并购具有很强的意义。     

西方股利理论及其在我国有效性的实证研究新进展

依靠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百年的成熟经验和市场数据,西方金融经济学家40多年对公司股利政策做了深入而透彻研究,其成果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但是,这些理论在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时,碰到了许多问题。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有关股利政策信息传递效应的实证最多,近来,则多有关于代理成本说、客户效应、税收效应等方面的实证。理论界应以股权分置改革我国资本市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契机,对我国的公司股利政策进行更系统的研究。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现代理论及其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阐述了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现代理论变迁逻辑 ,从代理成本、信号揭示和税收等各个角度解释股利政策的性质、存在的原因及其效应。并对我国 10年来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特征和效率进行了分析 ,即公司偏好以股本扩张进行股利分配、组合分配运用普遍、不分配现象增多。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效应 ,笔者运用超额收益率法 (CAR)进行了实证研究 ,其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对其股票二级市场价格有较强影响 ,股利分配与不分配相比市场更欢迎股利分配 ,现金股利和股票分配相比市场更欢迎股票股利。同时据我国上市公司分配决策实施的内外依据提出了股利政策安排的制度建设内容。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探讨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紧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会导致不同的股利政策。英美、日德的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各不相同但都运转有序,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与股利政策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在完善过程中,既要抓住公司治理结构这个根本,又要兼顾股利政策,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股利政策是公司的三大理财活动政策之一,也是近几年来学者研究的热点.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入手,运用实证分析,力图揭示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的比例与股利分派率正相关,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的比例与股利分派率负相关,而国有股比例与流通股比例对股利分派率的影响不显著.     

中小投资者对现金股利的心理反应的调查与分析

对中小投资者股利政策的心理反应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对现金股利存在心理值城,且其心理账户明显不同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投资者认为派现的股票要比根本不派现的股票好一些,并认为现金股利的变化并未传递多少有关公司投资计划的信息;投资者对现金股利的大幅变化没有好感,他们赞同证监会把现金分红作为上市公司再筹资的必要条件的政策,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不注重派现收益.因此,提高中小投资者对现金股利的理性反应,还需要监管层和市场的正确引导.     

对上市公司不分配现象及股利政策观念的探讨

上市公司不分配现象日益普遍 ,其主要原因除了宏观经济的影响和公司对股本盘子的考虑以外 ,还有公司流动资金紧张以及股利政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股利政策观念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股利政策与公司的价值相关 ,尤其在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的环境下。从长远的观点看 ,不分配政策对公司的发展不利 :首先是不利于上市公司的根本转制 ;其次 ,屡次不分配将使公司形象受损 ,并且不利于未来长期筹资环境的开拓。因此 ,上市公司应当重视并合理制定股利分配政策     

信息管理与国家信息政策需求

国家信息政策问题是近几十年来各国都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国家信息政策过程与所有政策过程一 样,都以政策需求为起点。中国是否存在国家信息政策需求?本文从信息资源管理、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技术运用 三个方面,对中国当前的信息政策需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互联网信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至关重要。首先,从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络信息对公共政策信息源、层级制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传递以及公共政策执行效果影响进行分析;其次,以上述影响机理为据,在政府可通过缩减控制幅度成立专门信息管理机构强化信息的搜集、传递与政策执行的前提假设下,基于塔洛克的等级歪曲模式,构建涵盖互联网信息的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模型;随后,对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即政府可以通过把控信息源,或者通过网络信息及网民舆论监控政府委托代理层级中的信息传递“倒逼”各级政府部门尽可能地客观真实传递公共政策信息,从而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可以通过协调委托代理层级与政府网络信息管理部门控制幅度以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最后,基于主要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中美两国信息政策比较及其启示

本文就中美两国信息政策环境、信息政策目标、信息政策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信息政策内容、中美两国政府在信息政策上参与程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对建立有利于我国现代信息资源开发的信息政策的提出了建议。     

中国股市的过度反应与“政策市”现象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现象体现了市场的运行效率和特征.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方法检验了中国股市对政策性信息的过度反应问题,针对中国股市的"政策市"观点进行了讨论.采用4个典型的政策事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对政策信息存在过度反应,市场尚未达到半强有效;与针对收益信息的同类研究结果相比,政策对市场具有更重要的影响作用,从而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优化路径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要素之间传递、交流和共享政策信息的互动方式及其行为过程。优化公共政策传播机制,需要从硬件修复和软件优化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修复上,要重视“政策信息服务人”的塑造,加强政策信息的编排,实现媒介力量的整合,强化理性受众的培养;在软件优化上,要全方位完善政策传播制度,重启政策传播的互动模式,重构政府-媒介-受众之间的关系,注重政策传播效果的评价。     

我国中央银行信息掌握及预期引导能力考察——基于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

本文介绍了近年来货币政策研究领域比较热门的货币政策透明度问题,并针对透明度理论提出了新的理解,即货币政策透明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分别研究央行与公众在具有可为自己获利的私人信息时的反应。根据这一理解,本文对我国中央银行的信息驾驭能力、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控能力以及公众预期引导能力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隐私政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研究

理论上,隐私政策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网站信息实践的通知,基于该通知,用户可以根据其个人隐私偏好,选择是否使用网站或在线服务,在极大赋予个人信息自主决策权的同时,有效地维护个人信息。然而在我国实践中,隐私政策作为一种公平的信息实践,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其本身因为存在诸多桎梏,导致用户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保护,例如隐私政策语言描述含糊不清、可执行性存在争议以及因为版本前后的不一致而导致的效力问题等等。隐私政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当以满足用户的合理隐私期待为目标,并结合我国相关规定构建起本土化的具体实现路径,从而推动和加强我国互联网的安全治理。     

网络信息政策的国际发展趋势

网络信息政策的兴起标志着国家信息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显示出国家信息政策的新的方向和侧重点。在国际范围内 ,网络信息政策近年来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重视形成完整的网络信息政策体系 ;强调网络信息政策与网络信息法律的互补 ;重视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网络信息政策 ;鼓励互联网业的公平竞争 ;从国家安全高度认识和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网络信息政策与法律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不断强化 ;重视网络信息政策的理论研究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