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关于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的规定，兼有依法惩治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和审慎稳妥追诉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之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核准追诉权的规定既与超过20年追诉期限案件核准追诉主体的规定保持一致，又充分考虑到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独特作用。对核准追诉相关实体和程序要件的理解适用应符合当下司法实际，有必要对争议性较大要件建立相对科学便宜的标准供司法者具体适用。核准追诉仅是办理低龄未成年人案件的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应当从整体上把握低龄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工作，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促进特别程序实质化落实，推行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最大化实现立法价值。     

论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应用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核心价值不在于报应和震慑，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弱化、消除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侧重于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矫治。检察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社区矫正等“恢复性司法”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增设为立法目的,同时也将我国检察机关试行多年的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将附条件不起诉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契合了未成年人福利下对未成年人案件的非公开性、非正式性、迅速处理性和个别化处理的要求,但却有悖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由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未成年人最大人权,因此,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促进未成年人福利方面所带来的人权保障要大于在正当程序层面上人权的消减,这是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得以确立的正当化根基。     

电竞酒店接待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履职的作为与困境突破

近年来,电竞酒店作为“酒店”+“网吧”的新兴业态迅速发展。在满足群众需求、扩大消费的同时,电竞酒店存在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的现象,给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带来挑战。检察机关作为兼具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国家机关,应当积极主动发挥司法能动性,在治理电竞酒店时开展共治式法律监督,最大限度上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践中,检察机关在治理电竞酒店违规接待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履职时存在着调查取证困难、立法保障不足等困境,应注重在拓宽取证渠道、完善立法等方面有所突破。     

特别程序与检察监督——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

加强对特别程序的检察监督,保证特别程序顺利运行,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有别于普通刑事程序,因而,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法律监督具有某些特殊的要求:一是检察监督应以实现"儿童最佳利益"为目标;二是检察监督应涵盖诉讼的全过程、全方面;三是检察监督应突出及时性和有效性。     

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处置机制研究

“两法”的修改实施，一方面强化了检察监督职能，为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检察机关的信访工作量，对检察机关处置信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妥善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是检察机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修课。本文结合永安市院工作实际，就当前检察机关如何处置涉法涉诉信访提出几点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是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各种条件,对罪该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暂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一种制度。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取向。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现实情况为实行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提供了可行性,但必须对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的适用条件、具体程序和制约机制作出具体规定。     

论品格证据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中的运用

对品格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这一问题,英美法系国家规定了详尽的规则以指导司法实践,我国立法目前尚没有品格证据的概念,但司法实务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品格证据适用的相关探索,且已经成为处理司法个案的重要参考依据.品格证据制度的建立和适用,将会成为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课题.     

我国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实践不足与制度完善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被公认为世界性难题,而处置涉罪未成年人又是这一难题的关键。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关注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处遇,特别是一些地方检察院立足未检工作职能,积极探索未成年人观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较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体系下,厘清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制度包含的基本要素,对观护制度的核心权力及分流程序的核心权力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并对观护执行程序和措施进行具体构建,使其成为可遵循可操作的有效制度。     

在社区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未成年人时期是人生的起步阶段和成长的重要时期，未成年人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定，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去年7月，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明确指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依然突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若干意见》中也指出：在各种消极因素影响下，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困境与制度构想

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很有必要，但非法证据发现难、调查核实难等现实因素导致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实践中遭到了冷遇。为摆脱这一困境，应当对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加以制度性构建和完善，包括让检察机关介入侦查程序引导取证，完善监督、检察工作机制，构建听证程序，建立信息公开机制等。     

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探析

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行监督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但现行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比较狭窄 ,监督方式也比较单一。因此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行全面监督的权力。除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外 ,检察机关还应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参与行政诉讼和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     

我国检察机关是合格的法律监督主体

在司法改革中,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体资格受到较多的质疑。本文回应了这些观点。首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主体身份的获得,符合法治精神,并不构成检察院对法院的凌驾、检察官对法官的高居;其次,由公诉机关做专门的法律监督主体,是最具合理性和现实性的选择;最后,检察机关不在法律监督之外,而在权力制约的“互联网”中。因此,我国的检察机关是合格的法律监督主体。     

轻微刑事案件侦、捕、诉联动机制构建

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既有诉讼职能的一致性,也有职业思维与能力上的差异性。侦查权应然层面属于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而具体实施侦查权的主体则应当多元化。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不做大的修改之前提下,侦检关系的务实抉择是构建切实可行的侦、捕、诉联动机制,以使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既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又不偏离公正的轨道。     

重构我国刑事公诉撤回制度的思考

撤回公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撤回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的公诉案件的诉讼活动。我国现行刑事公诉撤诉制度存在着立法规定缺失,撤诉性质、事由不明确,撤诉时间规定不合理,撤诉后的处理及处理程序不明确,对撤诉的制约不力,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护,撤诉后重新起诉条件不严格等缺陷。重构我国刑事公诉撤诉制度的基本思路是:立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撤诉权,明确规定撤诉的理由和方式,规定撤诉的时间、效力及重新起诉的条件,强化撤诉的制约监督机制,加强对撤诉过程中当事人的权利保护。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论法律监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配置的改革

公诉权作为检察权的主要权能之一,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举足轻重,但是关于公诉权的性质和归属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公诉权的性质界定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二是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无论从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还是从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分析,法律监督均是公诉权的本质属性。公诉权的具体配置和实际运作应当以实现公诉权的法律监督属性为原则和目标。但是,由于司法理念认识上的偏差和立法的不完善,公诉权在权力配置和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与问题,导致公诉权的行使未能回归理性状态。针对公诉权在配置和运作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应当更新公诉理念、扩充公诉裁量权的范围、增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健全撤回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和完善量刑建议制度。     

列宁法律监督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列宁对法律监督的价值意义、制度架构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在他看来,为了保证法律在全国的统一实施,必须建立以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为主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机构应该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享有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宪法地位;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防止和克服地方的影响,检察机关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内部实行垂直领导原则;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包括对一般社会主体的违法行为的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监督;法律监督机关只拥有代表国家行使控诉、检举的权力,而不能行使决定制裁、处罚的权力。这些法律监督思想具有丰富的法治意蕴,对当代中国的法律监督制度的建设以及检察体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撤回公诉程序中检察权配置的冲突与协调

撤回公诉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撤回公诉的时间以及案件选择体现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冲突。撤回公诉程序中也存在检察权与当事人权益的冲突。法院对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具有形式核准权。撤回公诉的时间应限定在一审中合议庭评议之前,并适当限定撤回公诉的案件范围。撤回公诉程序中应该赋予被害方对实体性撤诉案件的申诉权,被告人有权申诉并应立即被解除强制措施。     

检察院·检察权·检察官论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的30年,我国检察事业蓬勃发展,检察理论研究也日趋繁荣,出现了一批全国性的检察理论研究组织和学术团体,培养了一支稳定的检察学理论研究队伍,检察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日益成熟.但是,理论界对检察学理论体系的观点各异,难以形成一种具有说服力的通说,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学在学界的认同与关注.笔者将检察院、检察权、检察官作为检察学的基本范畴,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检察学的基本范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统一的检察学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