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被害人过错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被害人过错对量刑之影响为分析视角

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往往是引发犯罪或造成更严重危害后果的重要原因,准确判断被害人过错的有无、性质及程度,对于公正、科学地裁量刑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现行刑法理论孤立地从犯罪人的角度研究犯罪,片面地以犯罪人的主客观事实为依据,分析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该判处多重的刑罚,常常忽视了被害人过错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影响。被害人过错情节量刑功能的缺失,导致量刑上的不均衡、不合理,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司法窘境和不公。探讨如何在具体案件中认定被害人过错以及被害人过错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对犯罪人的刑罚裁量,力求规范和完善被害人过错情节在量刑中的适用,从而避免＂同案不同判＂,确保量刑的均衡与公正。     

故意杀人罪中的被害人过错问题研究——兼论死刑限制的实然路径选择

故意杀人罪是死刑适用的重灾区,如何阻却故意杀人罪的认定或降低故意杀人罪中的死刑适用将关系到死刑判决数量的减少,被害人过错这一情节则是担当此重任的实然路径选择。对于家庭矛盾引起的被害人自杀这种特殊的故意杀人类型,司法实践仅将被害人过错局限在量刑意义上,事实上屏蔽了被害人意志自由在杀人事件中的支配作用;对于一般的故意杀人类型,司法实践中不规范适用又限制了其效力的完全发挥。因而客观、公正和规范的评价被害人过错是其发挥效力的前提。     

被害人过错问题法定化研究——以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为视角

犯罪与被害关系素来存在犯罪中心主义倾向。但被害人学、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兴起引发了从犯罪与被害互动角度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被害人过错,是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基于互动关系视角,通过介绍我国被害人过错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现状,分析我国被害人过错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域外立法实例,进而提出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可行途径:总则宏观规定与分则具体罪名规定相结合。     

刑事法中被害人过错相关问题探析--以犯罪互动为视角

在犯罪互动过程中,被害人过错往往是诱发犯罪的主要原因。为此,首先应该厘清被害人过错在刑事法中的表达及其蕴藏的法理,然后通过立法将其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这样将更有利于预防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     

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中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研究

犯罪与被害关系中,素来存在着犯罪中心主义倾向。但被害人学、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兴起以及起因于被害人过错的犯罪现象的大量存在,引发了从犯罪与被害互动角度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被害人过错传统意义上属于酌定量刑情节,本文采用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的含义,并且所关注的是被害人过错在量刑上的影响。基于互动关系,通过论述被害人过错刑法意义与国外(地区)立法现状,对我国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现状以及问题作思考,并提出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可行之路:总则宏观规定与分则具体罪名规定相结合模式。     

感性执着中的理性超脱——论被害方态度与死刑适用

在死刑案件裁量中,被害方态度应否作为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的因素予以考量,理论界对此存在分歧。被害方态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可以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被害方谅解的态度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独立性,被害方要求严惩的态度对死刑的适用影响具有依附性。被害方态度常与民意、被害人过错一起作为三种常见而又较为特殊的因素影响着死刑适用,法官应综合运用基准刑量刑方法与传统的一次性量刑方法进行量刑。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限制之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与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均有关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以及因被害人方过错引发的案件,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从而使被害人过错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死刑限制功能.以上文件虽然明确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应遵循“明显过错”“直接责任”“引发”这样的原则,但该原则如何界定,相关部门并未作出细化解释,实践中多依法官的自由裁量加以解决.在提倡量刑规范化的当下,遵循类型化思路,归纳提炼“明显”“直接责任”“引发”型被害人过错的界域,对于被害人过错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发挥的死刑限制功能,具有重大的司法意义.     

酌定量刑情节的司法认定问题刍议

通过对我国刑法对酌定量刑情节、范围等范畴不确定性以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律适用的分析,从犯罪人、被害人两方面阐述了酌定量刑情节的主要表现形式、内容以及适用条件,以期为司法界厘清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关酌定量刑情节的模糊认识提供参考。     

论配偶暴力中受虐妇女杀夫案的量刑

因不堪忍受配偶暴力而杀害施暴人是大部分女性犯罪的原因。根据调查,对受虐杀夫妇女基本上适用故意杀人罪的第一法定刑幅度,学者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并提出各种解决建议。在促进立法的同时,我们更应重视科学量刑,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考虑被害人过错、犯罪动机和被害人家属谅解等酌定量刑情节,对受虐杀夫妇女从宽量刑。     

论恢复性司法理念在量刑协商中的运用

公益宽宥是将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从事公益活动作为是否决定不起诉或者提出从宽量刑建议的重要依据。悔罪表现在量刑协商中有重要的考量价值,公益宽宥将悔罪情节具体化;公益宽宥将认罪认罚实体化。在量刑协商程序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可以丰富认罪认罚制度,建议以恢复性司法重构被害人参与量刑协商和公益宽宥;将公益宽宥同时适用于有被害人犯罪与无被害人犯罪,可以解决无被害人犯罪悔罪表现趋于形式化的弊端。     

量刑情节单复数问题研究

量刑情节单复数的判断应当围绕具体案件进行,其要旨首先在于量刑情节的界定问题。派生的构成要件不应作为量刑情节;在综合性构成要件中,只能将其中之一选定为构成要件,其他剩余的要件则转换为量刑情节。当量刑情节之间呈现结合关系、包容关系或竞合关系时,应当按单一情节对待;在一人犯数罪时,行为人的一次立功只能视为一个量刑情节,而行为人的未成年人身份及累犯情节应当按复数量刑情节对待。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一种宏观路径的考察

毒品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罪,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比较普遍,这与我国当前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相悖。在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由注重功利转向人性关怀,可为化解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过多的现实困境提供一条宏观的进路。     

论定罪情节

定罪情节是指体现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其程度,从而决定行为的犯罪性质以及罪行轻重的犯罪构成事实。根据其在定罪中的作用,定罪情节可以分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基本罪与轻罪（重罪）、共犯形态、停止形态和罪数形态六种类型。定罪情节与犯罪构成、量刑情节之间既有密切联系,也存在明显区别。厘清这些基本关系,对于准确定罪和公正量刑具有重要价值。     

独立量刑程序模式下的证明制度

量刑作为刑事审判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司法审判的落脚点,也是衡量司法公正与否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量刑环节出现的种种弊端迫切要求量刑程序独立于定罪程序之外,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与此相适应,必须设立一种不同于定罪证明制度的量刑证明制度,以求使量刑结果更为公正合理。以独立量刑程序框架为背景,对量刑程序中的证明制度作探讨。     

罪后情节的定罪功能探究——以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一道试题为例展开

以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一道刑法试题为例,介绍了情节和量刑情节的概念及其分类,并对罪后情节的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一种量刑情节,罪后情节原则上只具有影响量刑的功能,但我国刑法典和司法解释却在8处规定了能影响犯罪成立与否的罪后情节,赋予了罪后情节以定罪的功能。这些规定有其刑事政策上的考量,同时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具有合理性。以此为理论基础,对受贿罪的司法解释进行了研究。     

论规范化量刑

规范化量刑是对量刑这种司法活动或制度的一种改革,是指使得量刑合乎约定俗成或法律明文规定的标准。规范化量刑不仅要求量刑公正而且要求其具有透明性,这就要求增加控辩双方关于量刑的话语权和将量刑工作纳入法庭审判;做到规范化量刑首先要遵循规范化量刑的必要原则,坚持量刑程序公开、检察监督、罪责相称的原则,其次要采取一些科学合理的量刑方法。只有做到规范化量刑才能坚持科学的量刑观,才能保证刑罚权的正确行使,才能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论贪污罪规制理念之转变——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贪污犯罪的认定作出较大的修改,《修正案(九)》出台前,贪污罪被视为数额犯,贪污的数额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它忽略了贪污行为的情节。针对这种单一的认定标准,新修正案将贪污罪由数额犯转变为情节犯,将贪污的数额认定为其中一种情节,这种定罪与量刑上的修改相比较以往而言,是一种根本性的、理念上的转变。新修正案设置的贪污罪的认定标准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对贪污罪法益之保护。     

刑法因果关系二元区分之提

刑法因果关系应包含定罪和量刑两方面,且各自内容应有所区分。如此提倡之根据,在于其能有效填补当前刑法因果关系相关研究之空缺,弥补当下刑法理论体系性之不足。其有效改变了特定结果的刑法适用缺少理论根基之现状,实现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统一。二元区分下,遵循量刑因果关系特殊的内容判断和程度判断规则,是规范量刑活动、实现罪刑相适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