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拙大"词学思想溯源--端木埰《宋词赏心录》探论

关于晚清影响一时的“重拙大”词学思想 ,学术界多从王鹏运、况周颐溯其源流。其实 ,端木编选的《宋词赏心录》及相其相关评点 ,已经蕴含了“重拙大”的词学理念。端木及其《宋词赏心录》不仅影响了王鹏运、况周颐有关“重拙大”的词学理论 ,而且对此后的词学选本如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亦产生了影响 ,在晚清浙西与常州两派的交融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 ,是晚清词学的重要一环     

“清季四大词人”的词集选编与词学旨趣

从词集选编及校评角度对"清季四大词人"的词学理论与创作做整体研究,探讨四人的词学思想与艺术旨趣。他们重视词学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且成果显赫;注重词学理论的阐发、弘扬,将理论与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丰富的词学思想主要通过序跋与评议体现,大致表现在尊词体,重情性,倡重拙大,主寄托,彰显出自觉的词学流派意识,并有开阔包容的词学观。四大词人将选编、校勘、理论、创作四者结合,尤其是比兴与寄托手法的运用,使"清季四大词人"在词集选编与艺术创作旨趣方面达到审美趋近。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

况周颐对唐宋词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对唐宋词史有许多十分精彩的见解。其唐五代词观主要为,比较了晚唐诗与词的特点,指出二者共同之处是"丽而不流",其原因乃"风会所趋"。其两宋词观主要为,北宋词的主导风格为清空婉丽,自然天成,词境甚高;南宋词的风格特点是意境沉着、寄托遥深,思想价值最高。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对唐五代词特点的阐述是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偏颇的矫正;第二,况周颐对南宋词人的一些认识受王鹏运、朱祖谋的影响又有发明创见,不乏独特之见也有深文周纳之病;第三,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是其重、拙、大理论的重要体现,由此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其重、拙、大理论的内涵。     

辛派词人词学思想初探

以辛弃疾为主帅的辛派词人是宋代词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词学流派.辛派词人的词学思想既体现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也散见于他们的词集序跋和有关词话词论中.其思想内涵和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弘扬主体,崇尚词品的词学主体观;二、陈经济之怀,作陶写之具的词体功能观;三、以气为词,刚柔兼济的词体风格论.     

南宋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差异

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都是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学派。浙东与湖湘二学派在思想联系契合的同时,也有差异和思想冲突。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最大特征为"尚事功""重史学"。湖湘学派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是"经世致用"。胡安国重《春秋》,揭经世致用之旨,是"尚事功"和"重史学"的先声。浙东学派多人师从胡安国,或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胡安国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宏既注重在经史典籍中进行理论探索,又倡导经世实学,亦与浙东学派契合。湖湘学派在对待事功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既重视内圣成德,也不忽略外在事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特征。相对而言,浙东学派重视事功,朱子学派强调内圣,湖湘学派则介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思想差异在义利王霸和道统说两个具体问题上得到突出体现。     

况周颐“重拙大”论

况周颐是晚清词坛上堪与王国维相媲美的词论家,其论词要旨为"重拙大"."重拙大"涉及词格、用笔、立意诸多方面,是言意技法浑融而成的一种审美尺度.它往往表现为一种多元复杂的状态,和其他理论范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它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体系,不断吸收圆融并臻于完善.     

况周颐词的创作流变与近代词坛风会

况周颐传世有《蕙风词》等词总集3种、别集12种,现存词作460余首。他一生的词创作及风格凡三变：初无师友研讨,为词囿于小我,抒发性灵,轻倩纤艳;中岁得益于王鹏运规诫,融入主流词坛并成为词坛主流,所作依“重拙大”,寄寓身世家国之感,柔厚沉郁;晚年与朱祖谋切磋,回归自我,词抒遗民哀思,声律与体格并重,凄艳浑成。况氏主要取法周邦彦、吴文英、姜夔、史达祖,融合南北宋词之长,将浙西、常州词派合一,体现了传统词学在近代的发展流变与最后的辉煌。     

词学范畴之“重”与“轻”

清代况周颐提出“重、拙、大”之“作词三要”,将“重”定性为词学的三大基本范畴之一。词学范畴之“轻”与“重”的形成和界定有一个独特的过程,一方面,词之题材内容由“轻”入“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动荡变迁,词体本身题材的丰富扩大,意象风格也从局限于轻柔婉媚而扩大到庄严厚重、慷慨雄壮。从内涵的界定来看,词之“重”者,既指词作外部风貌的浓墨重彩、题材内容的包孕丰富,又蕴涵了沉挚深厚的感情、思力深刻的思想以及沉着雅正的气格等等。相对而言,“轻”范畴的涵义更具多重性,褒贬兼而有之:既可指向语言意象的轻清倩丽、艺术风格的轻灵浑成,也指向题材内容的单薄狭隘,流于轻浅、缺乏浑厚沉着之致。     

一体之治”与“政学合一”——王畿政治思想发微

王畿以四无说、现成良知说,发展了阳明的良知之学,在阳明后学中允称重镇.他在政治方面亦有系统思考,并非乏善可陈.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体之治”的思想,基于良知,以无欲为本,明圣学,鼓吹德礼之治,强调即业以成学;其次是“政学合一”的思想,主张以政为学、政在学中、政学不二、心平政平等.     

罗泽南辨学思想简论

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学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具有浓厚的辨学意识。依照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 ,罗泽南对各种异学杂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辨学思想大体可以分为尊朱、辟王和批佛老三个方面 ,其中尊朱为其思想的基础 ,辟王为其思想的核心。     

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

宋季遗民词将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完美结合,在唐宋词史上涂下浓墨重彩一笔,对清代词学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词坛三大主要流派即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他们不论是理论批评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受到过宋季遗民词的影响,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清代三大词派在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过程中,或是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倾向艺术手法的借鉴,或是推扬其思想理论,各取所需,借石攻玉,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学的发展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略论赵翼与王鸣盛对“前四史”的批评

清代学者颇重《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近人称这四部"正史"为"前四史"。赵翼、王鸣盛对"前四史"的评论,对今人认识"前四史"多有裨益。赵翼对"前四史"批评的总的特点是重史事原委以及对史事的评价。王鸣盛则侧重于品评史书编纂及其得失。在对"前四史"的批评上,二人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赵翼举重舍轻,故简要而多解说。相比之下,王鸣盛则轻重并举,故繁冗而多训故。王鸣盛和赵翼都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评论"前四史",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从《花间集》编纂标准看《花间集序》“清雅”的词学思想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雅词选集,无疑具有规范词体的作用。它的“清雅”标准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它的词人、词作以及词作的题材、情感都是经过选择的;其次词作的题材以言情为主,其他各类题材多是从言情派生的。欧阳炯赞颂了赵崇祚“清雅”的编纂思想,但《花间集序》却是用骈体文来表现抽象的词学理论,其间还有遗漏和讹误,因此比较难读。我们认为从《花间集》编纂标准来探讨《花间集序》的词学思想,也不失为一条可靠的途径。     

中国古典词学政教之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学政教之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政教思想旨向之论在古典词学中的承传,二是政教审美原则之论在古典词学中的承传.上述两条线索,从不同维面上展开了古典词学政教批评的理论内涵、批评要求及论说特征,呈现出了我国古典词学政教之论的主体空间.     

李杜诗歌的审美差异及其原因

李白与杜甫是两个在诗风上存在着巨大反差的诗人.他们二人有着迥然不同的审美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崇尚自然天成与着重人工雕饰、重自由表现与重章法规矩、重情感气势与重诗歌形式、尚"虚"与尚"实"、意象疏朗与意象密集等几个方面.考察其审美差异的成因,是二人不但在思想、性格、创作思维、家学背景、地域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彼此所受文学思潮与时代精神影响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后者正是唐代文化转型的结果.     

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

"国学"一词,源于日本江户与明治时代,指的是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的研究与表彰,以反对长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与佛学。19世纪末以来,中国几代学人借用"国学"一词,对传统思想与学术重新估定重新诠释。人们或重先秦诸子之学,或重不同时代儒家之学,或重历代在野之学,或重民间通俗之学,构造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体系。重视对古代文化遗产与外来文化资源作理性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有利于新文化的创造,更能使民族自觉、民族自信立足于特别坚实有力的学术文化基础之上。但是,政客们以倡导"国学"相标榜,则别有所图;一些学人假借"国学"以排外,企图重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秩序。他们在"国学"研究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回顾一百多年来"国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历程,当有助于了解今日"国学"重新活跃的背景及其未来可能的路向。     

治法与治人:论王安石与司马光法度思想之异同

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处北宋中期政治变革与儒学复兴的时代,他们对法度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他们对时代课题的不同思考。王安石的法度思想主要包括法先王之道、众建贤才和礼乐刑政三个基本方面,而司马光的法度思想则主要包括先王之法皆合于道、有治人无治法等方面。他们的法度思想中都体现了对孟荀思想的融合,不过是在不同层面的融合。王安石一方面继承孟子"法先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赋予"先王之道"以荀子式的"礼乐刑政"之内涵,并且认为"法先王之道"之所以可能乃在于"法其意",这又与荀子"法后王"的思想逻辑相一致。司马光则一方面继承孟子"率由旧章"的思想逻辑,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而是主张荀子之礼制。在治法与治人的关系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司马光则强调治人的首要性,治法不具有独立价值。从现代的角度看,王安石的思想更符合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律。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词源之论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词源之论,主要体现在三种观点中:一是词为"诗余"论,二是词为"倚声"论,三是词为"诗余"与"倚声"相结合论。其中,在第一种持论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阐说到词源于诗作之体,二是分论到词源于风骚之体。在第二种持论中,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从音调渊承上加以论说,二是侧重从体制渊承上予以切入。上述几个维面,共同构建出清代词源之论的主体空间,为后人全面深入地把握词体之性进一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岭南越台词社考论

越台词社是岭南词史上最重要的本土词社。词社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共举行了五次雅集。主要成员有谭莹、陈澧、陈良玉、沈世良等九人。越台词社与山堂词社并非同一个词社。词社的创作风貌属于"清空"一体,成员有共同的艺术趋向。另外,社课中的"词史"之作有重要的价值,亦值得关注。越台词社促进了岭南词的发展,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的词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