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主体、行为主体与存在主体——论鲁迅对汉语新文学的多面体贡献

鲁迅作为文学创作主体,通过他深刻而独特的小说和散文作品,直接为新文学的成果建设和文体设计、语言策略设计做出了基础性的、决定性的贡献,使得汉语新文学能够从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中,以及与世界文学的相对关系中自立自强,独树一帜.而作为文学行为主体的鲁迅,卓越地开辟了汉语文学家在文学创作以外的文学行为,包括以文学主体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功业.此外,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汉语新文学历史发展中非常独特的文学存在主体,他所构成的文学信息场是中国现当代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是新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     

少数民族文学:身份话语与主体性生产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其当代六十年的建构史中,被给予了"社会主义民族文学"、"民族的民族文学"以及"后殖民弱势文学"三种身份定位。它们都是不同语境下话语的主体性生产的结果。通过历史的梳理与西方相关理论(尤其是后殖民身份话语、德勒兹等的"弱势文学"理论)的深入对话,我们既可能有效地破除困扰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中的简单性、本质化的认识误区,同时也可能从此一特定角度出发,推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与世界对话的水平。     

红学考据：失去想像的文学——徐复观对文学史研究中考据学的检讨

徐复观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考据学方法与台湾的红学界发生过激烈的论战.他指出以科学研究为标榜的红学考据派走向最不科学,最不客观的研究,演变成一种历史的猜谜游戏.进而,徐复观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表示了谨慎的态度,认为这样的研究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界线.他认为,文学是想像的产物,不是历史的记录.文学的职责并不在于忠实的记录历史,充当历史的补充文件,文学的生命在其艺术的表现和充满情感的想像,以及由此创造的艺术形象.     

二战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文学:在传统中展开的文学转型

战后至1950年代的香港文学在接纳、延续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展开了自身的历史转型,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历史张力空间,避免了战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宰制,而且在兼有地域性和跨地域性中形成了香港文学的本土传统。其提供的文学在展开自身传统中发生变化的实践和经验揭示了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的历史一体性,从而启发人们思考"跨越"1949年的中国文学转型的内容和意义。     

美美与共 重叠共识——“转型中国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国内的民族问题却也更为明显、激烈地浮出历史地表,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议题。面对"转型中国"的宏大叙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如何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同各有关方面进行广泛的对话?同时,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知识人,应该如何回应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现代化的严峻冲击以及日趋紧张的族群关系问题?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转型中国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基点问题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格局,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时空背景中,将文学现象的描述与历史哲学的思辨结合起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崭新概念,并给以明确的质的规定,标明它如何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也想在这里探讨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品格及其走向世界文学的基点问题.     

走向“后诺奖”时代——也从莫言获奖说起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后诺奖"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有三个问题亟待继续思考和讨论。首先是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问题。一方面,莫言的创作与其说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不如说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莫言的作品又吸引了一批翻译家,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各种外文,在全世界传播和接受。第二是文学经典与文学标准问题。诺奖的标准并不等同于文学的标准。最优秀的作品是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这些文学经典绝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定的结果,它应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和标准。第三是"诺奖"之后的问题。莫言获奖之后,中国作家没有了"诺奖"的焦虑,应该可以成为更加纯粹的作家,这样他们不仅越来越接近乃至超过了"诺奖"的标准,甚至可以参与创建文学的标准。     

战后20年文学论纲

以"战时8年文学"和"战后20年文学"的思路替代以往的"40年代文学"和"17年文学"的思路,能立足于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打通原先被分割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种时期"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下,1945年至6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有其流变脉络,战后香港文学在意识形态对峙中开始其文化个性和文学品格的寻求,战后台湾文学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在文学思潮引发的文学传承和转换、创作多元典律的构建等方面呈现出影响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重要走脉,战后中国内地文学则开始了原旨意义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间的复杂纠结。这些流变恰恰呈现出战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并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进入"民族新文学的自觉自立"前的过渡时期,其蕴含的丰富课题及其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所提供的文学范式,则包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这种视野中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其丰富性和历史传承性,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整合的重要基石。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外延与内涵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在内涵上我们过去一般把它理解为五个层次,或五个基本要素,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社团、作家作品。其中作家作品中又包括四大文学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外延一般理解为研究范围,就文学时期而言,是指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的文学,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时期内研究上述五个层次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对话——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为中心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中华民族文学特有的历史进程,它置身于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根植于异域他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产生于与"异"直接交流的跨文化语境中,时移日久,其内在质地与中国文学已有诸多相异,使中华民族文学内部也产生了跨文化因素.因此,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的编选就是这样一种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既充分顾及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社会、历史展开的跨文化交流,又自觉把握我们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展开的民族文学内部的跨文化对话,从而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梁实秋:现代文学史上的"反主题"批评家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点鲜明的批评家.在梁实秋早期对新文学的严厉批评中,即显示了其片面中又不无某些深刻的文学见解,他注重理性、标准与节制,强调以所谓"文学的纪律"来抑制浪漫的态度,反对感情决溃.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是梁实秋"人性论"的基本架构.他在20世纪30年代同鲁迅论战,暴露了其贵族化的立场,但他对当时"左"的机械论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有的也切中肯綮.由于现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梁实秋的文学观注定要被现代文学主潮抛弃.但作为一位有理论个性的批评家,无论是得是失,他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其特有的痕迹.     

主体间性概念与主体观——主体间性文论中的基本哲学问题探讨

作为主体间性文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主体间性"的基本蕴涵是杨春时在对西方哲学发展的阐释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主体间性文论侧重于对文学的性质进行生存论意义上的界定,而缺乏诸如认识论意义上的明确的揭示,它无法阐释文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同时,这一思想形态也表现出明显的主体泛化倾向,没有认识到主体的历史规定性问题。对学界而言,在主体和主体性问题上,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在当前中国的一般历史状况和特定的社会情势下对主体的新质形态和主体性的新形式作出探索性的思考。     

论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思想

新时期以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之一的胡适成为学术界评论研究的热点人物。胡适文学思想的研究是"胡适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适文学思想是他的文学本质论、文学发展论和创作方法构成的。胡适认为文学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他还认为文学是自然进化的。胡适的治学方法是怀疑主义与文献考证。胡适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研究他的文学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

鲁迅早期曾在日本思索中国文学问题,日本文学作为一种氛围、一种场地背景引起过他的关注.在其文学生涯中,厨川白村、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和有岛武郎等人的观念曾激起他的共鸣,支持了他对于文学同现实、历史、未来以及创作主体等关系的思考.然而,他与日本文学之间不是简单的"被影响"关系,而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潜对话.日本文学在鲁迅那里作为一种知识已失去了原有的语法地位,转化成了新的言语单位,参与鲁迅的话语活动,承载着新的结构性使命,佐证、强化或推动了鲁迅的某种认识.     

阿尔都塞后期哲学中的人学思想探析

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彻底地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决裂,抛弃了作为人道主义理论基础的"人"、"主体"等哲学人本学概念.然而,当他后期(1968年后)对"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以及意识形态镜像理论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这些当初被他放弃的概念又重新回到他的理论中来.而此时阿尔都塞对"人"和"主体"概念的探讨是建立在他对"人的本质"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因而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极具参考价值.     

追求轻松: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导论

在中国现代这一独特的历史语境下,一些原为文学本体题中之义的现象倒成了"问题",通过对它们的考察既可以凸显中国现代文学存在的多元性,也可以反证这一历史区间独特的文学写作氛围.中国现代文学主流应时代主潮召唤而肩负起救国造民的责任实乃历史必然,作为严肃至刻板的政治化文学的一种补充或反叛,以追求轻松写作、趣味阅读为旨归的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体现了辩证法的题中之义.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的由来,促成趣味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三种动力,三个流向等.     

"文学自觉"问题论争评述--兼与张少康、李文初先生商榷

"文学自觉"问题应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课题,它包括对文学的"前自觉"、"自觉"和"后自觉"过程的历时性描述."文学自觉"的基本内涵是指文学完成了它的抒情化、个性化、审美化、文人化的特征.依此,我们将春秋战国至东汉中叶确定为中国文学的前自觉期,其中包括"乐体文学"、"赋体文学"、"史体文学"三种前自觉的艺术文体阶段;东汉后期至西晋阮籍时期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期,这是诗体文学大兴并完成了它的个性化、抒情化、审美化、文人化特征的时期;西晋太康至初唐宋之间、沈俭期时期是诗体文学的体制完善期,它经历了陆机的语词时代、玄言诗的语义时代、山水诗和宫体诗的语象时代、永明体的语音时代,而至初唐出现了体制完备的律诗.律诗的定型,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历程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