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中国译论失语:文章学视角下“信达雅”的解读

21世纪翻译学学科地位在中国最终得以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了翻译学界的认同。翻译学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是集中于学科的理论构建。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就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史长久,影响深远。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很多学者推崇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都表明中国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等进行过探讨。但是目前中国译学理论多为借鉴西方近现代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失语。探讨中国译论失语的溯因显得极其重要,尤其是从文章学的视角下解读"信达雅",对于重构中国译论话语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浅析《围城》中第三人称代词的翻译

翻译是一种双语言艺术,它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原文作者思想的过程。好的翻译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但由于汉语和英语本身语言系统存在的差异性,翻译不可能做到字对字、句对句的完全工整。代词作为语言的重要的一部分,小说文学语言表达中有着指称衔接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翻译及两种语言的对比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汉英对照阅读《围城》发现,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多使用"零回指"的衔接手段,与译文中人称代词的使用截然不同。而译者在汉译时灵活处理英汉人称代词的不同使用习惯,使得译文语言规范,清晰易懂。     

汉英翻译中的“死去活来”——论发散性思维在汉译英表达中的矫正功能

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单一性的特点,在汉语翻译实践中表现为极力寻求一一对应、见字译字、见句译句,翻译腔严重。发散性思维是一种求异思维,它强调从多方面寻找答案,对汉译英表达具有矫正功能,促使译者从多维度、多方面去思考最佳的译文表达。在此主要讨论在汉译英表达时,译者在发散性思维的指导下,可以从遣词造句等维度来选择译语表达,从而提高译文的审美价值。     

文白之辨——译经史上文质之争的实质

汉译佛经不但对佛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汉语发展的一股原动力。译经伊始,就出现了所谓文质问题。学界倾向性的看法一般认为译经中的文与质实际上是指意译与直译,即译经方法问题。译经史上的文质之争虽与意译、直译有一定关系,而其最关键者乃在于语言上的文与白,以文言翻译则显文,以白话翻译则为质。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围绕"创造性叛逆"问题,形成了"忠实派"与"叛逆派"的理论论争。两派论争活跃了译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与问题。"忠实派"的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实践要求,"叛逆"派理论则是对翻译成品即"翻译文学"的描述,但两者却将各自的主张绝对化。特别是"叛逆派",将翻译中的一切"叛逆"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肯定,没有看到翻译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叛逆",一种是"创造性叛逆",另一种是"破坏性叛逆"。而只有看到"破坏性叛逆",才能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纵观中外翻译文学史,翻译中的"叛逆"逐次递减,叛逆中的"破坏性"逐次递减,是人类翻译发展进步的基本趋势。     

文与质的符号——文化学阐释——儒、道、墨三家文质观综论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对基础范畴。文质对举始于儒家又不限于儒家。除孔子最早提出“文质彬彬”这一经典性命题即儒家的文质论外,还存在以老子和墨子为代表的非儒家文质论,与儒家相抗衡。质是实体,文是附丽其上的文饰。儒、道、墨对同一实体却各有侧重,儒家强调社会伦理本体,主张质实与文饰高度统一;道家高扬了宇宙自然本体,力主质素而摈弃文饰;墨家执着于现实功利本体,坚决以质用否定文饰。在文质的内涵界定和关系把握上,儒、道、墨三家最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其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三家文质观有冲突又有和谐。道家以质反文,但真正否定的是人工雕饰之美,它从另一方面提倡质朴自然的“大美”。墨家则彻底反美。这样,表面上道、墨一起与儒家相对立,而实质上,却是儒家居间中和,以伦理调停了审美与功利的内在矛盾。这样,在先秦形成文质这对具有高度文化浓缩性的范畴结构。     

文学翻译中的风格的可译性

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存在着争议。很多翻译者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能是意思的翻译,而不能把原作中的特殊的方面,尤其是作品风格在译文中表现出来。而很多翻译大师却认为文学翻译风格是可译的,原作的风格可以通过相应的方式进行转化而迁移到译文当中。在此通过对文学风格的探讨以及风格可译的二元观说明文学风格的可译性,对以后的风格翻译研究提供一些说明。     

论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的和谐

风格的研究是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风格具有可译性,但是要想在一部译作中复制出原作所有的特征绝非易事。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使译文的思想内容、文体风格乃至读者感受等诸多方面与原文完全相同。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只追求自己的风格,而应该兼顾作者的风格,以达到原作风格和译文风格的和谐统一。     

论朱生豪汉译《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文学”表征

本文采用点面结合、侧重归纳的方法,研究朱译《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文学表征问题,认为译文以散体为主,兼有诗体。散体部分文学性强,节奏感明显,韵句为数不少。诗体部分虽不多,但颇有中国古诗韵味。译文语言倾向于口语化,兼备书面语特征和表演性,用词古朴典雅,鲜活灵动、风趣活泼,契合人物身份。剧中"作料"翻译灵活多样,符合原文意图和效果。这些翻译文学表征是朱译成为莎剧汉译典范、中国翻译文学佳作的重要原因。     

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的若干问题分析

诗歌的翻译追求的是一种信、达、雅的意境,“信”是指译文要准确无误,“达”是指译文要通顺畅达,“雅”就是指译文要优美自然,诗歌的翻译反映的是异域的风土人情,诗歌翻译对加强地区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诗歌翻译过程中在诗词风格、文化意境、形体比喻及表现的手法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别,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上存在不少的难点,将外国诗歌的意境在翻译的文体中体现出来是艺术性较高的一项工作。     

国外品牌译名的"雅"

国外品牌名称的特殊性使其翻译缺乏“信”和“达”的基础,译者只能进行“雅”的追求。大多数译者采用音译或音译加想象的方法进行国外品牌的翻译。但这种“雅”的追求仍应遵循一定的准则,首先应考虑跨文化的因素;其次应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这样的品牌名才符合国人的欣赏习惯和文化传统,国外商家才能使自己的品牌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沃土之上,并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     

“信达切”三原则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以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为例

＂信达切＂三原则由已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刘重德先生在对严复的信达雅标准扬长避短的基础上提出并经过三次逐渐完善的阐释,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该原则的适用性可在李文俊对《喧哗与骚动》的汉译中找到明证：在内容上,译者字斟句酌加上必要的注释,毫无偏差地忠实于原文,完全地实践了＂信＂的标准;在表达上,归化和异化,简短地道的口语与庄重冗长的书面语完美融合;在再创原文风格上,紧切原文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最佳地切合了原文独特的风格。因此,＂信达切＂三原则适用于文学翻译。     

从译者改写行为看葛浩文《狼图腾》英译(英文)

翻译必称"信、达、雅",这一理论导致中国的翻译一直停留在字、词、句的斟酌对应层面上,完全忽略了读者的感受与认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在中国逐渐获得一席之地,这也为译者对原作进行适当改写提供了理论依据。以《狼图腾》的翻译为例,译者对原作的改写使得该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及蒙古文化迅速被西方世界接受,为中国的文学输出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汉语圣经浅文言译本考述

19世纪下半叶,圣经汉语翻译呈现出从深文言到白话文之间的过渡,产生了介乎深文言到白话文之间的浅文言圣经译本。汉语浅文言圣经共四种译本:杨格非译本、包约翰/白汉理译本、和合浅文言译本、施约瑟译本。其中,杨格非译本、包约翰/白汉理译本、和合浅文言译本都只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或部分旧约书卷,只有施约瑟译本是唯一的浅文言圣经全书译本。相较之前的深文言译本和之后发展至今的白话译本,浅文言译本可称为圣经汉译史上的重要过渡,其译本种类、数量和影响力都有限,只出版过汉字一种文字形式的译本。此时段的晚清传教士群体处于盼望各基督教差会能共同接受和认同一部圣经译本的心态中,较为忽略浅文言圣经译本的产生。     

林纾译笔的语言策略

林纾译笔即林纾的翻译文笔,是林译小说译介方式与文学表达的文本显现。为达到译文与原文的信息对等,林纾在借鉴"言文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有意在文言译文内添加大量的白话俗语。这种"文白相融"的语言策略不仅打破了古文笔法的诸多禁锢,同时也呈现出书面话语的近代变革之势;译介层面的双语转化夹杂着欧式语言的渗入,林纾译笔对于欧化词法和欧化句法的吸收,改变了文言原有的书写特性与语句框架,进而表现为"新"与"旧"的叙述叠合;新旧交融下的译介活动又催生了"注"与"评"等译笔补充形式。这类注评以副文本为表现,从而成为林纾针砭时弊、宣扬爱国保种之情的文本场域。林纾译笔既吸收古文之典雅,又融合今文之新奇,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促进传统小说文笔的现代嬗变。     

信于本,传以真——论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观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世人对其一以贯之的"信本"原则褒贬不一,对其内涵丰富的翻译观不甚了了。文章将理氏儒经翻译观概括为"信于本,传以真",即:立足(原文)文本,探求本义,揭示本真;诚待作者、读者和译事,以实现文化传真。在此翻译观指导下,理氏采用"绪论、注释文外导读,显化、异化文内传真"的翻译策略,取得较好的翻译效果。理氏译经理念及成就对我国典籍英译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误读与错译的语文和非语文原因探微——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一“作者序”谬译为例兼与此卷次审何绍庚先生商榷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全译本“作者序”译文中有诸多谬译,非语文心理因素是造成这些谬译的部分原因。     

译诗贵在传神达意－中诗英译赏析

本文通过对两首英译中诗的赏析,浅析了译诗的艺术,指出译诗贵在传神达意.     

从图式理论角度看《中文菜单英文译法》

本文试图以图式理论为指导,以《中文菜名英文译法》为着眼点,评价其翻译方法及策略,并探讨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