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

现代小说观念以故事性和虚构性为小说的基本特性。然而,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虽未排斥小说作品的故事性,但都不承认小说作品的虚构性。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不仅第一次将《搜神记》之类的志怪作品由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类,而且第一次将大批唐传奇作品著录于正史艺文志小说家类,并将虚构与否作为区分史传与小说的基本标准,从而开启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小说观念的先河,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古代“通俗小说”考辨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把通俗小说基本上等同于白话小说 ;一是视通俗小说囊括全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这就带来了概念和研究上的混乱。考察白话小说的文人化和文言小说的通俗化轨迹则发现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既不等同于白话小说 ,也非涵盖所有古代小说。判定小说的雅俗分野应考虑到作家的创作动机、作品的传播范围、读者的文化审美水平等综合因素。通俗小说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以娱人为目的 ,审美上追求世俗化 ,传播方式的商业化     

小说应“小”：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考察——从《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文体异同入手

《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子部小说类,而把《搜神记》著录于史部杂传类,这一方面说明二者在文体上存在差异,同时也表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的演变《。世说新语》不同于《搜神记》的文体特征可归纳为一个“小”字,一是体制小,即篇幅短小,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即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隋志》于小说类著录《世说新语》而弃《搜神记》,表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正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     

正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名实辨

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无论其归类为小说家还是小说,均为当时人所理解的小说作品。这一归类创始于《汉书·艺文志》而定型于《隋书·经籍志》,主要体现为传统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政教学术是其立类基础和价值评判标准。其较少著录唐宋传奇甚至根本不著录通俗小说,也与这一部类的设定原则密切相关。至于此类著录中有许多不合今人小说标准的作品,那是古今小说观念差异造成的,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这些作品在当时人眼里的的确确是小说的历史事实。     

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看《隋志》的小说观念

《隋志》著录《搜神记》于史部杂传类,而把《世说新语》著录于子部小说类,这反映《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可以从“小”与“说”两个方面加以概括。所谓“小”,一是体制小,言其篇幅短小,且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言其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而“说”,是就全书的内容与性质而言,言其重点在记魏晋士人的琐事名言。这些特点使之正契合中国早期对小说的认识———“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街谈巷语”。《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小说类,反映在唐代至少到《隋志》成书之时,人们还是秉承着传统的小说观念。     

稗史文心——论明末清初白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

"文章化"是指文人创作的白话小说受传统文章写读方式的影响而产生的类文章现象,主要体现在小说的创作方法、理论建构和鉴赏阅读等方面与文章极其接近.明末清初白话小说产生"文章化"现象的内在背景是晚明以来小说创作的文人化,外在背景是宋元以来文本位思想的风靡."文章化"导致的"类文章性"是古代文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古典小说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白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对于剖析古典小说民族特色的形成、建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小说学和小说史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山海经》归类看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山海经》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形法类,《隋书·经籍志》则归入史部地理类,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从《山海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归类可以看出,学缘与职事是唐以前人对载籍理解和知识分类的依据,真实和虚构则是宋以后人对载籍理解和知识分类的依据,而学术价值和政教作用则始终作为评价标准。这一现象与各时段的社会思想和知识结构直接关联,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相一致。《新唐书·艺文志》开启了将难以"考质"的史传退置于小说类的先河,突显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四库馆臣对史部和子部的清理和总结并非解决了原有矛盾,而是进一步突显了这种紧张与冲突。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小说并非一个亘古不变的文体概念,对它的认识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其核心内涵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加以讨论。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互融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现代通俗小说与现代严肃小说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二者则处于融合衍生状态。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对峙与互融,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内在动因。现代通俗小说和现代严肃小说的互融表现在三个方面:现代通俗小说的雅化;现代严肃小说的俗化;张爱玲等人雅俗共赏的小说新类型。     

20世纪中国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的社会学比较研究

由于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在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后来所产生的不同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等等,这使得20世纪的中国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在社会学的内容表现方面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差异,由此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小说和现代西方小说所呈现的不同创作特征和发展风貌。     

19世纪西人小说中的白话实验

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出于对异质语言的敏感、华洋杂处的现实需要以及探求中国文化的兴趣,率先发起了语言变革。他们所作白话小说主要包括传教士小说和汉语读本中用北京官话改写的白话小说,其中所用白话则经历了由章回小说的旧式白话到北京官话的转变。尽管西人进行的白话实验并未带来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但在对白话文的认识与运用上表现出相当的超前性与创造力,是我们研究白话文运动的绝佳的参照系与对比物。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与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     

钱大昕的小说观

钱大昕对文人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非常重视和肯定,对唐传奇、明清演义等通俗小说持严厉批判态度,认为前者有益于正史研究,后者为社会人心之害,亟宜焚而弃之。我国古代小说一直处于非正统地位,深受正统学者鄙视,清王朝又实行大力禁毁通俗小说的文化政策,钱氏身为经史学家和儒家学者,终生为官治学,形成上述小说观就不难理解。它代表着经史学家、儒家学者这一类人独特的小说观,有积极合理性,也有狭隘片面性、不合理性。     

《世说新语》的文体及其它

《世说新语》的文体是小说还是非小说、是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这一问题引起了诸多讨论。本文在分析这些观点以及产生这些观点背景的基础上,认为《世说新语》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只是由于中国现代学者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之后以为小说应为虚构,所以产生了种种疑问与论争。小说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发展演变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小说观念乃至文学观念,也应该科学地、理性地对待西方文化。     

试论《一片情》

清初小说《一片情》,向来被人视为“淫书”,不为史家所重。早如清同治间丁日昌开列的“淫词小说”中,即有此书。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即将它归入“专演猥亵事”一类。近日江苏社科院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也云“内容淫秽猥亵”。国外如美国的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难得提及此书时,也说它“实际上是写色情”。固然,此书秽笔甚多,但若挑开这层外衣,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这部善用方言俗语,文笔流畅轻松的白话短篇小说集稍不同于一般粗劣庸俗的淫秽小说。它是在元明以来复苏人性思潮影响下,以情为纲,相当全面地暴露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畸形的婚恋观念和罪恶的婚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于中国古代封建婚姻弊端的一次大暴露、大批判。     

古小说之名义、界限及其文类特征——兼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古小说是指汉唐这一历史时段中的文言小说,它是汉唐社会、文化的产物和表现,其文类特征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而与宋元小说的面貌大不相同。古小说名义、界限的确立以及相关理论的提出,不但可以为文言小说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也可以由此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以西律中。以西律中的古代小说研究造成了古代小说概念和观念的混乱,并建构了一个不符合古代实际的小说史。古小说研究倡导一种还原和贴近历史的小说研究,希望遵从古人的小说概念和观念,重新建立符合古人小说观念和历史真实的古小说史和古代小说史。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冯梦龙:衔接文学的高端和原生态

冯梦龙在通俗文学领域多有建树,他编辑整理的民歌、笑话、通俗读物和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等,对于世俗心态与文坛流变,均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冯梦龙以其过人的才华、领先于时代的胆识,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整理创作,对于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围绕小说的文人、民间两个传统的衔接这一命题,揭示冯梦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与杰出成就。     

拟话本小说夭折探源

拟话本小说兴盛于明清之间,至清初夭折。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到此终结。究其原因：话本作为拟话本的前身,有“小说”和“讲史”之分,“小说”是拟话本的源头,“讲史”则形成白话长篇小说。讲史艺人较高的文化层次,使得长篇白话小说有了坚实的基础和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反,文化层次较低的“小说”艺人制约了小说话本的发展,形成拟话本的先天不足。长篇白话小说替代了拟话本的地位。此外,正统文艺观给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以精神支柱,它在观念上最接近正统艺术。而拟话本一直被视为消闲品以等而下之,它是通俗文艺中之粗俗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不到地位的认可和艺术的升华。与此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与正统艺术相近的文言小说也就有机会取而代之。     

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百年来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剧烈动荡和频繁变革联系密切,其发展受到各种观念意识、社会思潮,甚至政治运动的影响,并在不同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和学术思想的背景下,形成了各种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作为"传统和惯性",至今仍然从各方面影响着古代小说研究.只有对这些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从理论上进行认识和总结,并在研究实践中既有所继承,有所建树,亦有所批判和扬弃,才能更好地推动古代小说研究合理的发展.     

清末滑稽小说的发生、表现与特征

清末滑稽小说属于新小说的范畴,是小说家基于现实危机而展开的文学叙事之一。滑稽小说的近代发生与“政治小说”的趣味性不足、游戏之文在晚清小报的大量编发以及陈景韩、吴趼人等小说家的身体力行紧密相关。在启蒙者的现代视域中,清末民众在变局中的各类不适充满了滑稽色彩,滑稽小说以此为叙述核心,表现出与古代白话小说滑稽叙事不一样的审美风貌。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因为知识上的差异而处于“悖离”状态,这给滑稽小说的表现方式带来很大变化,以至衍生出喧闹、反讽和复调等颇具现代意义的审美特征。     

经学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

经学作为古代中国的主流学问,不仅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也提供了基本的文化价值范式。而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生,既与经学的价值起点重合,又在具体的文本存在方式上与经学和史学共存。经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决定了史学的地位,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小说审美功能的发挥,限制了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独立存在。小说文体观念、创作观念的成熟,是建立在经学价值基础之上、以史学为中介最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