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

本文对农地流转的供求双方选择何种流转方式进行土地流转能够实现福利改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流转供求双方理性人假设和流转成本与收益的约束条件下,农地流转的供给方(农地供给者)进行股权投资的分红收益与流出土地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土地的基本保障效用)大小是其对流转方式作出选择的依据;农地流转的需求方选择专业化合作组织参与的流转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例)可以为其减少交易成本,并取得生产的规模效用,福利得到改善.     

农户的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基于广东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

农户的产权行为能力对其土地流转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拥有农业经营能力优势的农户倾向于保有农地,而具有非农就业能力优势的农户则倾向于转出农地,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出现了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的趋势。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农户专业化分工对推进农地流转的政策含义。     

农地流转纠纷:基于合约视角的分析——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

本文从合约及合约交易的维度,分析了农地流转中利益纠纷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分析表明:第一,农地流转合约主要表现为"关系型合约",并具有不稳定性;第二,缔约对象的亲缘性、缔约形式的非契约性、以及农户普遍存在的"价格幻觉",是引发纠纷的关键。本文认为,强化农地流转的组织化与契约化,保障缔约的自主性、缔约程序的规制性、合约内容的适度完整性以及契约维护的规范性,是缓解流转纠纷的重要方面。文章进一步指出,将耕地质量保护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结合,并达成政策目标的相容,应该是农地流转政策调整必须关注的问题。     

交易费用、农地流转与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已成为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的中心议题。基于江苏、广西、湖北及黑龙江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交易费用是影响农地流转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农地流转中存在的交易费用既抑制转入户转入土地,又抑制转出户转出土地。因此,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应全面降低农地流转面临的各类交易费用,促进农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基于信任的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研究

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时,是选择书面契约还是选择口头契约,需要综合考虑交易成本和履约风险。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随着人们信任程度由低到高,选择口头契约的意愿越来越大,而选择书面契约的意愿越来越低。实证研究表明:信任度、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与血缘关系有关,对于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转对象,信任度高,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大;信任度、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与交易空间有关,对于同一村庄的农户来讲,信任度高,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大而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小。因此,促进农地流转市场低成本运行,培育农户之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中国农地流转问题的多维分析与路径突破

农地流转不同于一般的经济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与农户迁移问题等外延性约束和农地产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等内涵性约束,使农地流转成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矛盾汇集点.突破农地流转困境需要构建家庭农场、坚持市场方向、加强政府调节、细化使用权配置、发展精细农业.     

农地使用权流转: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帕累托最优选择

我国农地制度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所有权问题,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也不应是农地产权的归属问题.农地的私有化和国有化都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而农地使用权流转是任何一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都绕不开的问题,也是促使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帕累托最优选择.     

产权特性、心理账户与农地流转

基于农地人格化财产特性,结合心理账户理论,重点讨论农户农地转出的决策机理。研究发现:农地产权人格化特征所衍生的农地控制权意识,导致农户的农地流转并非是纯粹的生产要素交易,而是分别表达为以情感为导向和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两大效用目标,进而形成了关系型契约心理账户和市场型契约心理账户。其中,关系型契约心理账户由于情感诉求而降低了农户流转农地的损失厌恶感,激励了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市场型契约心理账户由于交易成本而加剧了农户流转农地的损失厌恶感,抑制了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研究结论:农地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心理账户差异,使得农地流转具有不同的交易含义与不同的运行逻辑,由此决定了农地流转的市场发育进程具有渐进性与长期性。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农地流转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客观上要求农地能够自由流转,但现阶段农地流转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文章尝试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经济增长、城镇化两个角度解释农地流转率不高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可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当前农地流转态势只是暂时的,长期内农地流转率将会进一步提高;城镇化与农地流转呈“U”型关系,且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农地流转之间并非起中介作用,而是表现出“遮掩效应”;产业结构促进农地流转,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持力度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引入经济增长滞后项、考虑内生性后,使用Tobit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且经济增长对农地流转率较低的省份影响更大。     

通过合同的治理——克服农地流转困境的助推策略

目前,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然而,农地流转的近期实践表明,即便存在法律允许与政策激励,农地流转率仍然偏低;已流转的样本中,纠纷的频发使得各方当事人的权益难有保障。这是农地流转面临的双重困境。克服该困境须明确的前提是,农地流转遵循着特殊的市场逻辑,应关注当事人决策和行动的真实情形,不应局限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而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可能会提出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方案。作为解决方案,农地流转的标准合同制度有待建立和完善,同时也需设计“交易装置”以克服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的抑制。在本质上,通过标准合同制度的治理是一种助推策略而非政府的深度干预。     

农民分化、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行为

农地流转行为意愿及劳动力转移行为意愿与农民的异质性密切相关,职业分化、人力资本分化及收入分化分别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地流转行为意愿及劳动力转移行为意愿;促进劳动力转移并不一定会加速农地流转,农地流转行为并不是劳动力转移行为的主要动因,对于不同特征的农民,农民分化、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也不同。     

农地流转、合作经营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主要观点,阐释了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推动作用及其制约因素,探析了农业合作经营对农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随后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面板Tobit模型,检验了相关假设。研究发现：(1)农地流转能够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农地流转的效率推动作用受到流转价格预期、农户感知风险以及交易差序格局的制约。(2)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数量与经营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强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推动作用。为此,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高质量发展,降低农户的禀赋效应和风险感知,推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高效嵌入,对促进农地有序流转、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大有裨益。     

农地承包权流转的原则与限制

农地承包权流转必须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才能实现规范、有序;同时农地承包权流转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相关,因而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农地承包权流转应当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应当受到诸如农地拥有数量、农地利用人资格等多方面的限制,同时也从理论、实践等角度对这些原则和限制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土地流转、边际效益与农地制度的重新安排

通过对土地流转依据的分析,得出在相同的人力资本投入下,其他行业的产出效益大干土地上的产出效益,土地流转就会自发的进行,并直到两者边际效益相等才会停止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提出了构建多级、多层次的农地制度,即"国家或集体农地+个人得以生存提供保障的土地"并存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的实施,需要解决好个人生活保障所需最低限度的土地面积核算、土地的收归以及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等问题.     

农地流转价格体系的决定因素研究

中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一直存在,而且流转价格还形成了相应的体系。但是现在的农地承包权流转价格体系还处在初级阶段,关于地价的决定因素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因此,探讨地价的决定因素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农地产权结构和农地流转方式决定价格体系。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种产权构成农地流转的价格体系——农地所有权“价格”及其体系、农地承包权流转价格及其体系、农地其他权利流转价格体系。     

赋权清晰、执法博弈与农地流转——基于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过去学术界一直批评我国农地制度效率低的原因是产权界定不清晰,但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归属问题在立法方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清晰化走势,只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利用"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性随意使用农地征用权。通过中央立法机关与地方政府在农地征用监督和执法问题上的博弈模型证明,(不认真监督、不严格执法)乃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且满足帕累托最优。农民应该以股份化的形式把原来作为不动产的农地转换为可动产的个人股权,在股份公司和入股农民之间设计出一种分成契约安排以实现农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总产出最大化并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现状及完善建议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对农地流转市场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农业部关于河北等7省(区)2015—2016年的调研数据表明,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而且在土地配置方面发挥了较为明显的"公平性"作用。同时,土地流转形式多样,流转范围突破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趋势逐渐明显,流转土地的经营主体仍以农户为主,流转土地的非粮化经营问题逐步弱化,流转规范性日益增强。为进一步提升流转土地的使用效率,在鼓励流转、推动流转的同时,更应规范流转,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各项改革,提升流转土地的产权特质,创造利于土地流转并提高流转土地使用效率的政策环境。     

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化配置研究

以市场机制实现农地使用权流转是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和原发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及时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可以避免集中统一调整农地给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冲击,激发农户改良土地、增加对农地长期性投入的积极性,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化,应遵循优化配置原则、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和自愿互利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