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废科举之后——张之洞对新学制中旧学教育的筹划

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张之洞此举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教育改革由此获得重大推进。不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旧学”的思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考察相关史事,可以管窥当时学堂与科举的复杂勾连,进而全面认识清季的教育制度转型。     

论毛泽东的文化观

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可以说是先进的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省察的历史。思想界的每一次振荡,无不关切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如何对待传统与西方文化的态度,文化的价值取向,一直是人们论争的热点。“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于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文化本位论,西体中用,儒学复兴等等各种文化纲领纷纷出笼。虽然这些方案各自都含有某些可取的因素,但它们又因着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对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和外国的种种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作出科     

文化变革与社会进步

1.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化之争贯穿始终的.这场文化论战,既是清朝末年中学西学之争的延续,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矛盾激化的反映.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历来存在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但是,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为对立着的两大文明体系来进行分析、比较、评判、论辩,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相结合,成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论战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问题甚多.论战的实质,是反映了社会变革的需求,实际上也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就整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和如何进行改革展开的辩论.     

中日前近代民间学问观的差异--兼论中日引进西学的不同态度

在近代以前 ,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基于各自的社会结构而形成了不同的学问观 ,从学问的内容 ,到学问的价值 ,以及学问对于人们生活怎样发生功用 ,二者都有很明显的区别 ,这是造成那一时期及近代以后两国对于吸收西学采取不同态度、走上不同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由这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吸收西学远比日本艰难缓慢的内在原因 ,在于民间学问观所形成的整个社会对于西学从学问内容层面的普遍鄙视 ,从文化价值层面的普遍贬斥 ,以及西学长期未能纳入科举 ,难以形成促进人们学习西学的动力 ,这些人们的普遍态度 ,构成了对吸收西学的强大社会阻力。     

黄遵宪与晚清"西学墨源"论

纵观黄遵宪一生学术文化思想,"西学墨源"论实奠其基.其以韩愈"孔墨相济"说倡导"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同时以孔墨对应中西,主张效法西方科技政制而保存中国传统伦理,以传统道器之辩安置中西主次位置."西学墨源"论虽然成为黄遵宪接引西学、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利器,但终走不出晚清"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的巢臼.其学术文化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晚清士人在中西冲突的剧变环境里依违两难、进退失据的矛盾心境.     

清初“礼仪之争”与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的形成

清初“礼仪之争”既是中西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斗争,同时也包含着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风俗的冲突。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基督教“伤风败俗”的观念不仅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而且成为官绅士人反教的重要依据。     

论傅兰雅在西学汉译中的杰出贡献--以西学译名的确立与统一问题为中心

本文指出晚清来华英人傅兰雅在西学汉译中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是翻译西书最多的人,而且在于他对阻碍西学传播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进行批判,始终致力于西学汉译名词术语的确立和统一问题,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探讨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西学译名确立原则和统一方法,应该被视为中国近代西学翻译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     

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 ——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     

简论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而变迁的实质是文化转型。贺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一、关 于"中 学 为 体,西 学 为 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１９世纪上半叶张之洞等人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而且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即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本,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为末;二是"中学为道,西学为器",即"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辩——兼论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文化革新路径的选择上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方法论意义却具有跨时代的价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毕竟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文化领域的大门,促使中国人走出以往文化的固定圈子,真正"睁开了眼看世界",从此确定了"会同中西"、再造文化的思路和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开放心态;二是确立了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三是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多元化的价值认同意识。     

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以严复、章太炎对《社会通诠》探讨为中心

社会转型前的晚清社会并未越出传统民族主义的樊篱 ,以“华夷之辩”的民族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处理民族交往的重要准则与衡量标准。随着中西交往的进一步加深 ,传统的民族主义信念根本抵挡不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标榜的世界主义的冲击。本文以近代西学、中学代表人物严复、章太炎对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对话为视角 ,试图揭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念诞生与发展的曲折历程 :就历史表象而言 ,是传统民族主义被迫告别数千年的宗法社会 ,屈辱地向近代转型 ;就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 ,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以近代学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文化品性进行极为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变革的缩影     

试论科举废除之前的学堂毕业奖励制度

科举废除之前,新式学堂会奖励毕业生一定的科举出身和官职,按成绩优劣奖励会有所不同。这种制度最早试行于同文馆,延续至清亡。这一制度是科举制度和新式学堂结合的产物,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学习,招徕学生,发展西学教育,培养西学人材,以适应富国强兵的时代需要。尽管这一制度到晚期已暴露出一定的缺陷,但总体上还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进步制度。     

中国近四百年各派文化主张源流考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演变●“西化”与“全盘西化”●“世界化”与“充分世界化”●“中西会通”与“全盘化西”●“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说的由来●“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与“中西为体,中西为用。”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有几种因素常常限制着人们的视野,妨碍了思想史著述的真实性:一是“人微言轻”的传统使小人物的创见易于被湮没,二是某种客观的时势使人们把某种并非创见的主张推崇为创见,三是研究者为标榜自己的新发现而轻易论定历史上某某人就     

从中西古今之争看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

中国近代哲学是在传统思想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下曲折演进的,这种制约具体地表现为中西古今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哲学重要分支的方法论,同样既渊源于传统思想。又受到近代西学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中西古今之争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作一粗略的历史考察。一在中国近代,严复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加以突出。当康有为热衷于把西方的声光电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元”等概念加以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中国启蒙者的传统

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的思想启蒙,包括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是在中西古今之争的风云激荡中走过的。中国启蒙者把比较文化研究作为在中国实现观念变革的主要途径之一,而保守的人们亦试图通过比较文化研究来维护那“不死的死亡”的封建传统。中西文化的激烈撞击、落后的民族心态对于西学的抵制与化解、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褒贬毁誉、以及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等等,使比较文化研究必须解决时代     

中西文化关系的隐与显

中外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连绵不断。历史上涉及精神领域部分,因为唐宋明清诸儒于释耶二教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大都隐而不显,不易察知坐实。而隐的部分其实影响最为深远。晚清以降,中西学的体用主从关系易位,华洋渐成新旧的对应,一味输入新知的流弊,便是以欧化西化为时髦,不仅舍已从人,而且挟洋自重。其实中学、西学、东学相互纠结,格义附会往往造成诸多对于中外历史文化社会的误读错解。即使在中外文化关系极为彰显的时期,仍旧存在隐显深浅的对应,所以目光视野不要仅仅被半桶水的咣当所吸引,应当注意用西学精义于无形的人事,同时还要透过显的表象深究隐的层面。     

略论《知新报》会通中西文化的思想

《知新报》与康有为关系密切 ,基本上秉承了康有为等对中西文化的看法 ,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知新报》认为现阶段中国文化在诸多方面不如西方 ,应向西方学习 ,但同时认为中西文化具有共通性 ,把西学解释成为中国文化所固有 ,企图以此来减少引进西学的障碍 ;又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最新最先进的文化 ,大量翻译介绍西政西艺西学 ,成绩斐然 ;认为天下公理本质上并无中西之别 ,中西文化最终必然走向融合之路 ,西方文化并非完美无缺 ,中国文化也远非至善至美 ,只有互相融合 ,取长补短 ,才能使中学发扬广大和西学行之无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