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存在”的三个维度

存在问题一直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为此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答。存在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第一，存在自身是无名的，是前语言的。在现代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中，存在被理解为语言，哲学家们认为“文本之外无物存在”，以及“在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种观点恰恰忘记了何为真正的存在。存在自身是不可描述的，一切描述都已经不是存在自身，勉强可以称之为“无名”，但这个“无名”已经是一种有名。恰是语言遮蔽了存在。语言所建立起来的“世界”，是无名之域后退才出现的，是次一级的存在。第二，在这个语言建立起来的“世界”之中，“看”具有优先性，视觉是存在感的主要来源。视觉隐喻不仅支配着西方哲学，也支配着整个人类文化和每个人的世界。第三，由语言所建构的世界中的存在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亲在和间在。亲在即在场，间在是非在场。亲在或此在是一切存在之根，是存在的逻辑起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存在的确认需以意识为逻辑前提。若没有意识，就没有存在是否存在的问题了。每个人的“宇宙”随着意识的诞生而开始，也随着意识的消失而终结。     

向死而在——试论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层面上对死亡的思考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以“基础存在论”为出发点,探讨了死亡问题。“此在”(Dasein)是一种有限性的存在者,这就决定了无论它怎样选择、筹划自己的生存活动,从中得以彰显的“存在”(Sein)意义也将是有限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把存在理解为一种永恒、普遍的存在者,这恰恰为海德格尔所极力反对,而他正是通过对此在于“畏”中如何面对死亡这一问题的生存论存在论分析,来追问被遗忘了两千多年的存在本身,进而把握此在本真的生存意义。     

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西方哲学真实蕴涵的再思考

哲学素有“智慧之爱”之称,“爱智慧”,“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本性。现代哲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却无一例外地视智慧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意义”为其核心范畴。然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不只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西方哲学真实性判据原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在对人独特的意义性存在的自觉把握与自我意识中,从古至今一直在表达着它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表达着“智慧之爱”所担负的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同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变都以思考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为旨归,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西、马所共同担负的哲学使命的“融通”中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西方哲学中“是”的意义及其思想方式

本文认为 ,“是”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普遍的哲学概念 ,关于“是”的理论———“是论”所表述的是绝对理念自身的运动 ,是纯粹理性自身的展现。作者不赞成将“Being”译作“存在” ,而以“是”作为Being的译名去阐述西方哲学 ,并说明了“是”这个哲学概念由系词“是”演化而来的过程。海德格尔哲学同样谈论“是”的问题 ,但反对将“是”当做一个逻辑范畴 ,认为一切哲学中最深层的问题是通过对“本是”生存状态的分析而追寻“是”的意义 ,从而在哲学方向、方法及哲学形态上与以“是论”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哲学存在巨大的差别。     

从“是什么”到“不可说就应当沉默”——对形而上学历史命运的一种解读

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从“是什么”的言说方式走向“沉默”的历史。其中 ,有在“存在者”中寻找“是什么”的根据的本体论的努力 ,有用“是什么”去捕捉“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企图 ,有试图超越“存在者”与“存在”本身不可同一的设想 ;还有的为用“是什么”只能说什么划定界限 ,但最后都不得不面对“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与“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悖论而走向“沉默”。历史给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命运中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现代意义的契机 ,因为面对形而上学的“沉默”悖论 ,马克思提出的“实践哲学”可能是人类的一种选择     

试论理性自由与“此在”的真实问题

]基于康德的先验哲学而言,自由源于理性存在的必然,其“实在性”的体现依托于理性存在者或人的“此在”事实;自由的“实在性”不是作为物的经验对象,而是作为经验对象之规定的纯粹形式存在;自由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其“实在性”既指向理性原则的存在,又指向理性原则作用的存在,并必然地表现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统一。任何在自由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和突破都是新的路径的选择和对以往方法的解构,而非对自由和存在本身的改变,康德哲学的建立是如此,海德格尔的存在体系也不例外。因此,在不断面对困惑、重释自由之际,我们也凭借自由的问题而进入自身存在之路,并获取人的“此在”的真实。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其局限。理想语言毕竟出于虚构,缺乏生活根基,又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特征,因而不容易被一般人认同,难以行之久远。“语言学转向”已成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哲学对话与融合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存在论、根据律与体用论的形而上学

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固定了的解释,试图从最高的和最普遍的根据去把握存在者,这种把握决定了何物能够作为世内存在者显现,即从“存在”（是,being）决定了何物之实存（exist）。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把握只是存在之理解的一条路径,因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可能。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建构性的体系,更是一种可能的对物之理解和把握的方式。     

“显现”概念的现象学位移：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阿伦特

“显现”概念是胡塞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现象学最直接的交汇点,他们都将“现象”的原初意义理解为“自身显现”,这既体现了三者在“回到事实本身”问题上的一脉相承性,也彰显了现象学理论谱系的相互关联性。但他们对显现内容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又充分体现了他们各自理论的自足性。胡塞尔强调“纯粹意识”之显现,将“什么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转换为“如何显现”的现象学问题,开创了现象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海德格尔强调“存在者自身之显现”,将“现象”从意识领域拓展至整个存在者领域,实现了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而阿伦特则强调“人之复多性的显现”,揭示了现象学所隐含的公共维度,实现了现象学的政治转向。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追问中的“无”

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所追问的核心问题是：究竞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该问题所询问的辟头就是在者整体。欲询问在者整体,就必须超逾在者之整体。在以逻辑为最高法庭的传统思维中,在者整体是无法超逾的,询问本身及其问之所得就是在者。因而欲直接询问在者整体必须引入无,以破逻辑之蔽障,使在理智中所固化的在者整体晃动起来,从而问出在者之外去,并且找到消解以忘在为根由的虚无主义的有效路径。     

一种哲学智慧的诠释:如何通向本体的澄明之境

关于如何把握本体的存在,这无疑是一种哲学智慧的诠释。"在"与"在者"的划界是通向本体澄明之境的首要的一步。"在"与"在者"的划界也意味着哲学和科学的分野。对于"在"的把握,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人才能发出对"在者"之"在"的追问,而且由于追问方式上本身的遮蔽性,由此产生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在的遗忘"。直到近代以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范畴无疑给出了体认本体问题一个全新的诠释路径。     

“如在”与“临在”之间——论朱熹对“祭如在”的理解

在儒家的主流看法中,“祭如在”代表着孔子对于祭祀的基本要求,朱熹并不认为“如在”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当作”其存在,而是相信鬼神的真实“临在”,只不过这种“临在”并非民间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神灵降临.对朱熹来说,并不是“如在”的规范要求,而是“临在”的信仰追求,才是其“祭祀如仪”、“必诚必敬”的精神根源,并对其生活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思想表达中的西方哲学中国化“三跃迁”

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从“西学东渐”向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由“哲学史就是哲学”向“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再向“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的三种理论形态的跃迁.按照这种跃迁方式的理解即是将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加诸动态的分析,突出强调认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立足点,即以事实的梳理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发展的内在根源;清晰地把握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合理逻辑机理;推动西方哲学在中国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从"本质在先"到"存在在先"--西方形而上学的自我救赎之径

形而上学的灵魂是“在先”,即一种不断寻找另外的、更好的可能性的超越性力量。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大体经历了“本质在先”和“存在在先”两个阶段,前者的共性是追寻更“真”的“是者”,后者的特质是研究更“本己”的“是”本身。当代西方形而上学要克服自身的危机,必须进行转向,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在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阐发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

在当代人类状况所提供的历史条件中重新领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对于正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具有关键的意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的扬弃,而当代哲学诸重要学派的核心论题正是知识的存在论性质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境域开启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论域,因此,马克思学说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是当代人类思想努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思”:从笛卡儿到萨特

笛卡儿以“我思”作为形而上学体系的第一原则,开创了近代意识哲学,成为近现代西方哲学话语的源头和讨论对象。比朗、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都是在答复“意识是否具有实体性”、“意识是否需要先验主体保障”、“‘我思’是认识还是存在”、“我是自为的存在还是为他人的存在”等问题时展开各自的哲学思想。梳理从笛卡儿直至萨特关于“我思”论题的发展史,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的演进和展开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同一逻辑下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辨释

西方哲学的自我发展典型的以形而上学描述与修正的辩证统一为内在逻辑,正是形而上学所表达的深刻的发展逻辑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哲学乃至人类知识、文化方式发展的进程.以对形而上学在描述与修正方面的认识为线索不仅可以重新梳理西方哲学发展的自在旨趣,即体现形而上学思想作为一种哲学类型的深刻内涵,又可在对形而上学发展逻辑的揭示中获得重要启示,反观作为存在于中国文化转型重要机制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逻辑,在此对照中提升对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的深刻认识.即这种认识不仅仅局限于阐发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与形而上学同一逻辑的“描述与修正”,更能够在现实中诠释形而上学的内在意境,解说西方哲学中国化样态中蕴含的推动中国文化创新形态发展的合理动力,探索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未来路向.     

试比较“海德格尔I”与“海德格尔Ⅱ”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后,尤其是1930年以后,他的文风和语言表达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思索重点也有了一定变化。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哲学思想(以1930年为界)与前期相比并没有发生剧烈的“转向”,准确地说是对前期思想的拓展与升华,“此在”、“存在”、“存在者”始终是海德格尔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问题也始终是海德格尔坚持的哲学的最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