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善与城邦善之间的统一如何可能——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讨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集中讨论了个体善与城邦善及其内在关系问题,两种善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与城邦之有机联系基础上的.从知识论角度看,亚里士多德对二者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是充满希望和自信的.事实上,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中,也不乏这种自信和希望.但在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现代社会,个体善与城邦善之间的内在关联就变得不那么令人充满希望和可信了.     

论审慎之道德维度

作为道德范畴的审慎乃是道德理性的集中体现,包含个体德性和道德思维两个层面,二者在道德实践中实现统一。道德审慎由复杂的善恶矛盾所决定,表现在协调个人善、家庭善与社会共同体善的矛盾冲突中。对伦理学内容进行综合训练以及对现实生活进行道德哲学反思,能够提高人的道德审慎能力。在后现代社会即将来临,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未知风险的冲击,强化道德审慎的思考和研究,对人类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是当下审慎研究之最主要目的。     

毕其善之为一——从苏格拉底之死浅析其伦理观

尽管生于昌隆的雅典城邦民主,苏格拉底却终因反对民主而遭诬诉,被雅典法庭处死。苏格拉底之所以慨然赴死,是因他毕生所坚持的伦理观所致。苏格拉底的伦理观核心,乃是对善理念的坚持,因此这就引申出了他的政治伦理观与个人伦理观,而出于对城邦民主弊端的警觉与对德性的追求,此两者亦高度统一于“善”的核心,即是：城邦之善与灵魂之善。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善的形上学追问——孟子善恶观的道德解析

善是什么?善何以可能?善的终极根据是什么?通过对善的不断追问,孟子为善建构了形上学的根据。“可欲之谓善”是孟子德性论的道德立场的体现。孟子通过对善的伦理追问、人性追问和天道追问,为善建构了一个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各种人伦规范正是可欲之善的现实存在;性善论是善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天道观则是善的超越根据。孟子以性善说人性,以天道说性善的思维理路,成为儒家后学道德形上学建构理论资源。     

权力制衡 幸福至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要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人的行为和经验为基础,归属于实践哲学。这一学说认为,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生活幸福,追求至善;真正的幸福以德性为基础,德性是灵魂的善、内在的善,德性是现实活动,是思想(思辨)与行为(实践)的统一。城邦政体就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归属,各类政体应以正义和平等为建政原则,未能兑现这一原则是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而政治力量的均衡或不均衡是城邦政体发生变革的关键。最好的城邦政体应是中间阶层执政,它合乎中道和适度原则,即合乎德性生活原则;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是政体的三大要素,各有不同的职能;中等阶层执政和政体三要素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中道为准则的权力制衡论。     

当代美国经济伦理学的演变与发展

美国经济伦理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的发展,分为三条路径:作为"商业中的伦理学"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它更多地涉及对个体道德在宗教学意义上的德性要求,并对人们在商业活动中不道德行为起到规约作用;作为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围绕社会责任问题展开,70年代逐渐形成了基本的研究框架,并朝制度化与组织化方向发展;作为一项运动的经济伦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要涉及公司内在结构的发展,旨在帮助公司及其雇员产生合乎伦理的行为,并避免产生不道德行为的种种诱因.     

托马斯·阿奎那意志自由对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共构

阿奎那认为,自由适用于发自理智和意志（即理性能力）的行为,阿奎那称其为人性行为。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人的伦理善之完成（道德实践）同时仰赖理智与意志两者的相互配合,而人的行动由潜能到实现的过程端赖自由意志的促动。追求伦理之善即追求人性的成全与自足。意志自由因包含“对已之爱”指向现世人生,又以终极之善为最终的超越指向,并遵循自然法或本性之律之规定,由此而在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间构架起通桥。     

道德善与非道德善

善的观念总是私人的,个体自由地追求自己认为恰当的生活方式。"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至善"是人的道德成长的最高境界。人的善包括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道德善意味着"通过成为某种类型的性格或通过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与某种性格联系起来而善的",道德善包括诸如美德、权利、正义、履行义务,以及拥有或培养那些在道德上值得嘉奖的品质特征。非道德善是属于主体的、自我的、个人的善,非道德善包括像快乐和幸福这样的东西,幸福在于自身之中,而不在他人的喜欢中。道德善与非道德善都是人所具有的,而至善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的善。     

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和谐社会之真、善、美探论

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其理论角度应为:和谐社会之真—社会的必然性与和谐的应然性结合;和谐社会之善—传统文化脉搏与时代精神的共鸣;和谐社会之美—个体审美实践与社会运行模式的契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和谐社会与真善美互为条件和目标。     

孟子对孔子仁学意义的开显及其伦理意蕴

孟子接续孔子,向人的生命深处追寻善的依据,以心性说“仁”,确立了以“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为内核的性善论立场。仁义内在作为一种理论预设(本体论主张)从根本上回答了善何以可能的问题;性由心显(以心善说性善)则使性善由一种理论预设变为“乍见孺子入井”时的当下生活体验。在此基础上,孟子依其性善论立场,提出了“扩而充之”的主张。“扩而充之”论作为一种“工夫论”要求,其所试图回答的是善端如何变为善德,善如何从可能变为现实的问题。在伦理学的视域下,孟子性善论的思想史效应可在德性伦理的范式下得到观照,然其所重扩而充之、存心养性的“心上工夫”,却遗落了孔子礼学的精神,此理论缺失可在规范伦理的范式下进行检视。     

伦理学短论:客观决定的“善”概念

1.在伦理学中所谈到的“善”这个概念,其最本质的内涵无疑就是“为了人”或者是“对人的保护”(for hunmn being)。这是一切堪称道德价值的东西共同享有的最抽象形式。自古以来,伦理学家对“什么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这个问题倾注了最大的注意力,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但却对他们各自主张中的这种共同之点很少注意。尽管在人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目标和道德标准,但是我们看到,人们通常赞美的利他精神、对责任的忠诚,献身行为,或者说那些善良意志的其他表现形式,毫无疑问都是对人的爱护。而反     

技术性实践走向善何以可能

现代技术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也引起了个体的物欲享受与"自由意识"的膨胀、个人行为目的与手段的功利计算、个体实践活动的技术化而非伦理化等一系列伦理难题。由于多数人将个体善与公共善、行为目的与行为责任、道德的实践与技术的实践相分离,把技术性实践完全等同于追求外在产品与经济利益的技术生产活动,忽视了技术性实践应契合于伦理标准的必要性,从而导致了高技术不道德等现象的滋生蔓延。在此情形下,重新审视技术实践的目的定位、结果评价及本质内涵,实现对技术生产的价值定位、物品交换的道德坚守及物品享用的伦理认识,成为技术性实践走向善的可能路径,这也是技术伦理得以可能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论德性的力量及其限度——兼论康德道德问答法的教育意义

本文首先澄清了"德性就是意志的道德力量"的涵义,并且阐明了康德德性论的基本原则;其次讨论了康德对道德命令和实然命令的区别,以及对传统幸福论伦理学的批判;再次,揭示了康德道德命令向道德公设"退缩"的独特涵义:德性的力量是有限度的.最后,文章论及康德的道德问答法之于道德教育的启示.     

从经验的真理到道德的社会——兼论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对“道德门”事件的启示

伦理学如想合理地解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道德门”事件,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因为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他这里获得最终定性的.在他的伦理体系中,鉴于道德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属“经验的真理”,由此决定了人们道德德性的获得方式为“习得”,而非“教导”.亚里士多德还明确地判定,人们“习得”道德德性离不开城邦,因为城邦化的“共存”不是某种可供个人选择的生存方式,而是出于人的本性,因此“道德的社会”对于“道德的个人”而言具有先在性.     

道德:追寻生存方式之“善”

道德是人类实践——精神地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道德不是一般的生存方式,它集中体现着生存方式之"善"。在道德缺失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当下,加强道德建设具有迫切的时代意义。要真正实现道德之"善"的生存方式,就必须在社会意义上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变革,同时在个体意义上每个社会成员都要自觉加强道德自律。     

从苏格拉底之死反观伦理和道德的辩证发展

苏格拉底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追求智慧和道德的善,为人们构建了理性主义道德价值体系。然而,他本人却受到"不敬城邦诸神而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指控,并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世俗伦理和主体道德两种精神力量及正义的冲突。从苏格拉底的死可以反观伦理和道德的辩证关系及其互动发展。     

论"可欲之谓善"

"可欲之谓善"是孟子性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流行旧注未规定这"可欲"的思想内涵;今人则往往把"可欲"理解为人的各种情欲和功利性的"欲求",与孟子意旨不相切合.宋儒张羉以"四端"及"仁义礼智"四德规定"可欲之谓善"的内容是正确的.孔子从人的道德抉择的角度发现,行仁义是人心唯一可以不凭外力而"可欲"、"可求"者,是人之最本己的可能性.孟子循此思理,以"求在我"和"求在外"为据区分性、命,将这"可欲之谓善"建立为人性的内容;并进而揭示了人性之善所具有的先天内容及其实在性的意义."可欲之谓善"这一命题揭示出,人的意志自由是一个存在性的事实,而非像康德那样的一种理论悬设.这为孔子所开辟的思想和文化方向确立了内在的价值本原和形上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