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中华文化传统继往开来的名著

班固在东汉初撰成的《汉书》,是一部为中华文化传统继往开来的名著。以往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通过重新审视和深入分析,可以得出三方面的认识:一、从南北朝至两宋"《汉书》学大兴",其中包涵着重要的历史信息,表明《汉书》对前代文化成就加以总结,又对后世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二、在历史编纂上,《汉书》开创了"断代为史"的著史新格局,成功地解决了历史编纂上的难题,保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得以实现;三、在记载内容上,班固以"实录"精神和进步史识为指导,弘扬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抗两汉之际盛行的图谶神秘妖妄之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

战国秦汉时期,在从河西走廊以至新疆这片广大地区的历史舞台上,乌孙是一个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古代民族。对新疆地区的历史发展,对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都曾有过重要的建树。关于乌孙的历史资料,比较集中地见诸于《史记》、《汉书》等早期史籍,但均非常简略,尤其是对其在河西的活动,诸如活动地域及与大月氏、匈奴的相互关系、西迁情况等,就既少明确记载,有些结论《史记》与《汉书》也明显矛盾。这些问题,国内外不少史家曾据有关古代文献资料,进行过校勘研究,提出过各种见解,但至今     

试论汉民族的形成与民族史的撰述

华夏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 ,自春秋至两汉的民族融合使华夏民族发展成为汉民族。随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 ,重视多民族历史撰述成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诗》《书》《春秋》记载了一些民族史材料 ,《史记》《汉书》反映了秦汉之时以汉族为中心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民族史撰述也反映出各种不同的民族史观     

兰州历史人口资料

据一些史料和统计资料记载,兰州市从汉朝开始就有了人口统计资料,现将各朝代的人口概况摘编如下: 汉:前汉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载“金城郡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后汉时期据《后汉书郡国志》载:“金城郡户三千八百五十八,口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七”。 魏:据《魏书地形志》载:“金城郡     

楚越两族并非同源

楚越两族二千年前已融合于汉族,成为汉族来源的历史民族。而从他们的历史来源追究起来,仍然可以分清这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有人依据《汉书》地理志上的一段注文,说楚越同祖同源。这样的论证是值得商榷的。《汉书》注文的主要论点,是引证《世本》、《国语》的原文来驳斥越族并非夏族的后代,可是引文没有注明,容易引起误解。如果说楚越历史关系密切是可以的,但关系密切并不等于同源。比如《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羋姓,楚其后也。”并没有说六子都     

就评价班固与《汉书》问题与冉昭德同志商榷

在评价班固与《汉书》的问題上,冉昭德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论点,并陷入重重的自我矛盾之中。例如:他一方面承认班固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说班固“在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也作出某些真知灼见的判断”,班固“对事务的看法,不偏执一端”等等。他一方面承认在《汉书》中记载了“大量客观存在”的“五行迷信的     

从《资治通鉴考异》看唐实录的史料价值

<正> “实录”原来是指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有赞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以后实录成为一种史书体裁,以一朝皇帝为单位按年代记述国家大     

楚都何时迁郢

关于春秋初期的楚国都城何时自丹阳迁郢,历来有两说并立。其一是文王始都郢之说。《史记·楚世家》云:“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同书《十二诸侯年表》周庄王八年“楚”栏: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楚文王元年为公元前689年。这是目前常见称引的楚都始迁郢年代,而上引《史记》、《汉书》的三条记载则是此说的主要依据。另一说是楚武王时即已迁郢。成书最早     

王昭君故里考

近年,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介绍和涉及到王昭君的文章和著作中,有说王昭君是今湖北秭归县人的,也有说是今湖北兴山县人的。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有关王昭君的史料记载,始见于东汉班固撰修的《汉书》。但作者并来指出王昭君是何地人,记载得也很简略,对王昭君的家世几乎没有提及,只是同朝人文颖在注解《汉书》时,称王昭君是“本甫郡秭归人也”。文颖曾任荆州从事,荆州被包括在南郡。也许有这个原因,文颖本来不是注释《汉书》的名家,也得到后世尤其是唐代注家颜师古的肯定(见《汉书·元帝纪》)。在南朝人范晔著的《后汉书》中,也有一节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只是说王昭君是“南郡人”。究竟是南郡何处人,也未载明。我们现在说王昭君是秭     

《汉志》武功县淮水祠建置年代考

《汉志》武功县淮水祠建置年代考李瑾河南大学中文系一、问题的提出古代渭水流域曾经存在过祭把“淮水神”的民俗，这一依据仅见于《汉书·地理志》武功县下有“淮水祠”一所的记载。这是一条孤证，除此而外的任何史籍都没有提及武功有过“淮水祠”的记录。兹转录《汉书·...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刘縯的历史功绩应当肯定

<正> 地主分子参加农民起义,是社会危机加深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他们在农民赵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的确实起过破坏作用,也有的则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刘縯就属于后者一、刘縯坚决反莽,拉起了南阳第一支反莽武装。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尖锐,农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有七亡,而无一得”(参见《汉书鲍宣传》)。王莽代汉立“新”,进行社会“改革”,企图挽救封建王朝于既例。但他“色取仁面行违”(《汉书王莽传下》),其结果非但没有缓和阶级矛盾。反而加深了社会危机。据历史记载,当时“北边及青     

乌孙考

乌孙研究是西域古代史上的重要课题。余太山在《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上,撰文《乌孙考》,对在乌孙史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关于乌孙的故地,应从《汉书·张骞传》关于“在祁连、敦煌间”的记载。实际上《史记》和《汉书》所载乌孙的故地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前者略而后者详。张骞所谓“祁连、敦煌间”应     

百越和弥生文化

(一)文身·黥面·漆齿 “文身”是古代百越和弥生时代倭人的共同习俗。 “文身”,即纹身,广义是指在人的身体躯干和四肢部分刻刺花纹,作为永久性装饰。狭义是指在躯干和上肢纹刺。在下肢,尤其是小腿部分纹刺花纹,在史籍中称“绣脚”、“花脚” 《墨子·公孟》记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史记·吴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汉书·地理志》记载:“其君禹后,帝少康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这三条史料都是说我国江浙地带的越人有文身习俗。我国云南古代民族也有文身习俗,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     

中华书局本《汉书》校议

本文涉及的是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本《汉书》(以下简称中华本)的“帝纪”和前五“志”部份,认为其中校勘可议之处有九。一、卷四·文帝纪“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第132页) 《校勘记》:“李慈铭说《史记》无‘临’字,此误衍。”(第136页) 按:1.此句,《汉书》各本及《通鉴》皆作“哭临”。中华本据为底本的王先谦《汉书补注》本(以下简称王本)引李慈铭说后,又出先谦曰:“荀《纪》亦无‘临’字。”王氏并未下断语。仅据《史记》,或再据《汉纪》而删《汉书》,都无版本依据。 2.“哭临”、“临哭”,在古代与丧事有关的活动和丧制礼仪的记载中,时或省作“临”,     

从《三国志·魏志·倭人》看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

邪马台国是公元二、三世纪时,日本列岛上的一个古代国家。 关于邪马台国,日本学者长期以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有关邪马台国的历史文献资料在日本国内迄今尚未发现,这方面出土文物也不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考古学界积极地进行了发掘,得到一些有关日本国古代历史的资料。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有关这个国家的记载,最早见于中国的《汉书》。《汉书·地理志》中有:“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的简要记载。现在,有关邪马台国的历史文献,最早最全的当推《三国志》。《三国志·魏志·倭人》中关于邪马台国的记载,有历史也有现状,有政治、经济、文化,也有民情风俗以及同中国往来的情况等。这篇记载是比较全面、详细和可信的。 因之,在研究邪马台国时,主要依据就是陈寿编撰的《三国志》。     

“十里一乡”和“十里一亭”——秦汉乡、亭、里关系的决断

《汉书·百官公卿表》关于乡、亭、里的记载是: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按《后汉书·百官志》“一里百家”记载计算,如果真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则一乡为万户,这就与《百官公卿表》本身“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的记载相矛盾。早在一九五四年,王毓铨先生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中就指出,十亭一乡“不是原误,便是后人的窜改,原文     

栏目导读

就学科领域来说,这是一组民族学或民族问题研究的文章;更细一点说,是民族理论研究范畴的文章。 中国的民族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本身。张三南、谢丽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国家观三题》,谈的民族国家问题,在民族理论界堪称热点：相当一段时间以来,诸如民族国家“构建”、“认同”以及民族与国家关系等议题的研究此伏彼起、经久不衰。但客观来讲,这方面人们似乎更多关注了“韦伯”、“哈贝马斯”,而忽略了“马克思”。这至少不公平,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民族国家问题上论述很多,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其实在马、恩、列、斯那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张三南、谢丽萍的文章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国家形态的演化、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异同,以及民族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的理论,虽然只涉及到三个议题,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国家问题论述的丰富内容,对推动现阶段民族国家理论的进一步探讨是大有益处的。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文艺学、美学)

中国古代史姜太公何时封于齐一种意见认为，姜太公是在西周成王时期被封为齐侯的。据《汉书·地理志》载：周成王时，蒲姑与四国共同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尚父姜太公。因为当地多姜姓氏族，太公治齐是同族统治，故能“因其俗，简其礼”。另一种意见认为，姜太公封齐是在周武王时期。此事《史记》有明文记载，不少学者宁可相信晚出的《汉书》的说法，也不相信较早的《史记》记载，究原因是片面理解“周初分封是成王时期的周公所为”而造成错觉，其实细考西周历史，周武王时期曾大规模地封建过诸侯。其次，否定姜太公封齐为周武王之时的学者所…     

论宋玉

宋玉是仅次于屈原的先秦楚国的大诗人和大作家。他和屈原同时而稍晚,生卒年已不可考,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很少。《汉书·艺文志》记载他的著作十六篇,《文选》和《古文苑》录有他一些作品。现传据信是宋玉所作的,是《九辩》、《招魂》、《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七篇。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