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店员人数众多,店员总工会的组织系统也较为严密,并积极组织广大店员开展经济斗争,导致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对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汉口特别市党部不得不约束店员工会的某些偏激行动,并督促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协调劳资纠纷,通过召开工商联席会议,成立工商俱乐部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有关店员是否应属于工人,是否应组织工会,以及店员工会的隶属关系等问题,仍一直存在着争议。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一种折衷解决方案,将店员总工会改名为店员总会,直接隶属于商民部,当时虽未能切实执行,但在其后仍为南京国民党中央重新确定。直至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规定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这一争议才告平息。     

国民革命思想新论

学界研究国民革命思想和运动存在模糊与薄弱状况;只有通过考察国民革命思想的由来,明确国民革命思想的基本内涵,才能把握这段历史的真谛;中共三大的中心主题是确立国民革命思想;国民革命思想和新三民主义思想共同构成国共合作的政治纲领;由国民革命思想的准确定位出发,可以确定国民革命运动的起讫时段应为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国民革命思想经历了思想流变并直接转化为苏维埃革命思想;国民革命思想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胚胎和雏形。     

论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

毛泽东的农民观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农民运动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历史时期,国民革命时期正是毛泽东的农民观的萌芽阶段,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深刻地揭示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理论,在农民观上对马列主义做出了具有创造性的贡献。     

论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之心理原因

国民革命时期南方部分省区农民运动的发生,有其心理原因即心理动机农民因生活在混乱、无助的环境中,深受压迫和剥削,又遭受天灾人祸的袭击,处在一种易感的状态,并产生对剥夺者的强烈敌意以及对和平、富足、互助的强烈渴望,这种心理状态使他们很容易受外界影响,接受革命观念的输入而参加革命。     

邓演达的国民革命论

邓演达于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关于国民革命的理论,包括对中国国情、革命对象、 革命动力、革命前途的分析,是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的．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借 鉴意义。     

近代上海商民运动中的店员工商界限之争

有关店员以及店员工会的归属,一直是商民运动时期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国民党起初要求店员加入商民协会,导致同一商民协会内部存在店员和店东两方面的竞争;稍后又决定使店员脱离商民协会而单独组织店员工会,隶属于总工会之下,归各级党部工人部管辖.但店员与店东的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较诸此前大量增加,上海等地的商民协会又要求将店员划为商人,加入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先是强调与商店资本有关系之店员,可以加入商民协会,无关系者加入店员工会.但不久之后又规定,店员为商民协会成分之一,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如此反复变化,说明商民运动时期的国民党对店员与店员工会的归属,并没有全面统一的认识,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只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临时性的应对,推行一些权宜之策.     

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与启示

国民革命时期的论争纷繁复杂。中共党内、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就国共合作方式、对待国民党右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发生了系列论争;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新老右派、国家主义派等种种非马克思主义者-e．．N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总体来看,论争主要围绕“掀起一场什么样的国民革命”而进行,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并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国民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研究现状浅析

国民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阶段,围绕国民革命领导权问题,中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探索过程。领导权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争论焦点,已有研究成果丰硕而不乏佳作,但至今仍没有形成关于领导权的核心概念,也没有对影响领导权的深层次理论进行系统探讨,相关争论依然存在。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有必要对国民革命这段历史,尤其是这段历史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此,对国民革命领导权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找出已有研究的薄弱之处,以为进一步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国民革命与少数民族问题

中华民族由汉族和几十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不过,少数民族既非一个单独民族的称谓,又非如中华民族具有广泛自我认同的民族总称,而是古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对其他民族最为常用的统称.学界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倾力于几十个民族实体,较少关注它从概念提出至广泛使用再到被接受的整体过程.探析国民革命时期少数民族观念产生、演化的早期经历及其具体所指,对理解后来的民族观念和问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个群体的革命自觉:革命知识分子对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回应

当"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兴起时,革命知识分子通过自身的思考探索,对国民革命进行了积极的响应,确信了共产主义的革命指导性,呈现了一个群体的革命自觉性。他们渐次接受了共产党的国民革命话语体系,主动萌发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其内心世界虽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切实际的革命浪漫思想等,但主要体现出共产党的政党化色彩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主动性。共产党较好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从而为党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不自觉地促进了党的知识分子色彩的形成。     

道德流变轨迹略论

道德流变是在以经济因素为主导的合力作用下的历史演进过程,这种演进意味着传统道德向现代伦理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道德的发展变化必然留下深刻的痕印及演进轨迹。概括地说,道德流变的轨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从义利的分离性到义利的统一性;从律令的苛刻性到律令的宽容性;从价值的单向性到价值的辩证性;从取向的内敛型到取向的进取型。     

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

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大部地区在技术经济、文化格局、社会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革现象,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这次重大文化变革当与西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和刺激密切相关,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气候向干冷转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     

对五四语言革命的再认识

五四文学革命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言形式上的革命 ,但白话文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 ,通俗易懂更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界线。五四语言革命的主旨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体现 ,而绝非仅仅是因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通俗易懂。五四文学革命由于肩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的使命 ,所以在走向通俗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多审美上的考虑 ,科学化的语言追求无疑付出了很大的审美代价     

辛亥革命研究略议

辛亥革命已百年,对其研究,宜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开拓新视野。它以革命求共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第一次创立了以中华为国号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中华民族此重兴的历史进程。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位具有百年发展思想的革命实行家和思想家。他的洋溢着实践之科学思维的行易知难说,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务实进取思想,具有学问革命和解放思想的意义,值得当今海峡两岸中华人珍视。     

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

民国时期 ,人力车夫群体构成了上海街头一幅独特的城市图景 ,其兴衰存废折射出了上海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作者试图从描述该群体的构成、生存状况着手 ,分析民国社会各界对其评价 ,进而反思其历史命运与归宿 ,以加深对民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清末立宪团体与革命团体之比较

从政党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对清末立宪团体和革命团体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就社会基础而论,两类政治团体联合起了除农民之外的中国社会所有反封建力量,因而具有一致性;就政治纲领而论,双方尽管有分歧,但在“兴民权”这一关键点上具有近似性;就组织结构而论,双方在民主程度和领导体制上存在差别;就活动方式而论,双方存在重大差别。一致性和近似性决定了两类团体都以现代政党为发展目标;差异性决定了两类政治团体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党模式。     

略论中国历史上的口传历史时期

中国历史初期,口耳相传是人们传播知识、接受知识的主要方式,这段时期可以称作口传历史时期。口传时代知识传播者最初是巫师,后来经历了由巫到史的转变。先民口耳相传的内容主要是部族的世系,为了便于记忆,口耳相传的内容多采用韵文,由于口耳相传的特点,在文献最初形成的时候,同样的素材往往会有不同的版本。     

浅谈构建我国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正确认识我国的民族关系现状,加强马克思主义"五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历史观)教育,努力构建我国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略论文化经济时代开发杭州旅游资源

本文针对杭州游客结构和旅游发展趋势，提出开发各种文化旅游资源的途径，以满足游客追求文化关异和文化认同的需求。同时，强调充实杭州的历史、民俗文化景点的内涵，扩大景区外延，形成具有深厚历史民俗文化底蕴，全方位、放射型的旅游景点网络，使杭州的旅游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持续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