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巡狩与封建政治文化

中国古代帝王巡狩作为王权统治以礼治天下的政治文化巡礼,作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华夏与四夷、王权与士民联系的政治纽带,不仅对中华民族农业文明以及思想伦理道德的传承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治国安邦、整合与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制度与统一方面,都是一种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一种统治运作模式。     

多任务委托代理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兼论君主制下激励机制的运行

本文在假定地方政府是"仁慈型"政府的前提下,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分析皇权统治中,中央政府通过激励机制使多任务代理下的地方政府按照中央的指令行事,使其从"社会合意"型政府向"中央合意型"政府转变,成为中央保证江山长治久安、谋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工具。并分析了在皇权统治下,地方公共品供给不足、乱收费等现象产生的内生性和必然性。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     

论都铎王朝初期的叛逆罪立法

在中世纪英国,叛逆罪是指臣民严重侵害王权和危害王国安全的犯罪行为,国王为了维护统治,常进行叛逆罪立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为了维护统治,推出多项叛逆罪立法,以应对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这些叛逆罪立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体现出英国从中世纪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时代特点.借助这些叛逆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达到了强化王权、维护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荷马为什么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伊利亚特》的主题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兴起

荷马为什么要把“阿喀琉斯的愤怒”作为《伊利亚特》的主题 ?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民主政治与专制王权之间两种政治的冲突。史诗所反映的迈锡尼时代 ,发达的工商业文明孕育了阿喀琉斯反抗阿伽门农专制王权的政治力量。而阿喀琉斯的反抗引发平民和贵族的觉醒 ,动摇了专制统治的基础 ,这就开启了希腊历史的一个伟大时代 :城邦民主制时代。正是因为对阿喀琉斯民主精神的歌唱 ,使荷马成为希腊民族的伟大导师 ,受到后世的称颂和感激。《伊利亚特》的主题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兴起紧密相连。     

试论传统社会中地方士绅的法律人角色

在传统社会,士绅作为地方精英和实力阶层,在地方社会民间法的创制和民间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法律人角色.尽管士绅的法律人角色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亦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节省了国家的法律成本(立法和司法),更重要的是,彰显了在强大的专制王权之下地方民众具有借助民间法实现一定自治的能力.     

知识管理下我国行政发展中的理性官僚制探析

基于“烟囱工业时代”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各国的企业和政府管理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伴随信息经济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知识管理的兴起,理性官僚制因为与时代特性相冲突而遭受严重挑战。本文正是从知识管理背景下韦伯理性官僚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对同样处于知识管理时代的我国政府行政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发展思路。     

秦汉天人相应哲学思潮的人文语境

周秦更替,秦短命而亡,其时代哲学思潮的特点是感通,表现在学术思想上由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道德不一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变;王权尊崇上由东周的王权旁落到中央集权国家王权专制的转化;哲学思潮核心话题由道德之意向究天人之际的天人感应转向。汉初为恢复生产,与民休养生息,而以黄老清静无为之学为主导思潮。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随着儒学的制度化,五经成为两汉时代社会和人生的价值理想的载体。新莽期间谶纬之学得以流行,统治者把它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白虎观会议,就国家典章制度的基本原则、伦理纲常的规范、思想行为的准则,都做了规定,使儒学的制度化具有法定的意义。     

论中国王权的特质

中国王权归根结底是小农父权的放大和集中体现,因此,它不仅意味着一种统治权术,而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王权的基础,小农经济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是有限的,而且大抵是个常数.正是这个常数,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独特的、一乱一治的社会周期性震荡模式,也由此形成了中国王权的特质,即:王权天授与以民为本辩证统一的统治思想;专制集权与孝治天下辩证统一的管理模式;伦理等差与均平权衡辩证统一的分配原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边疆安全与伏波神崇拜的结盟——以清代广西左江流域伏波庙为视野

马援信仰在桂西南地区影响较广泛，龙州、凭祥等地多建有伏波庙。中法战争后，桂西南地区出现严重的边疆危机，伏波神再一次与国家边疆经略结盟，统治集团通过不断重建甚至新建伏波庙来强化王权对桂西南地区的统治，伏波庙承载着中央政治权力对地方民间力量的重塑与创造。     

美国赠送西藏当局无线电台事件与美英两国对于西藏地位的分歧

抗日战争后期,围绕赠送西藏当局无线电台事件,美国国务院和军方情报部门发生争执;同时,美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在西藏地位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美国政府对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认识更加明确。本文主要依据美英两国的档案、文件,参考中文资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对于上述事件进行介绍与分析。     

身历家国巨变的诸葛靓考论——兼及诸葛靓式的孝道

诸葛靓之父诸葛诞因司马氏征其入洛阳而在扬州举事,并派长史带其小儿子诸葛靓等往东吴请救兵。后诸葛诞败亡,而诸葛靓留在东吴为官。他曾任右将军,在吴亡前已经升为大司马。诸葛靓本人在德、才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孙皓即位后不久,诸葛靓参与平定施但之乱,后来还曾与丁奉一起率军北伐。西晋灭吴之役中,孙皓派张悌、诸葛靓等率军渡江,欲以主动进攻改变被动局面,但此役孙吴军队大败。吴亡后,诸葛靓先藏于其姊琅邪王妃家中,后回到故乡,并始终拒绝出仕。他与嵇绍二人在仕隐问题上的抉择与在忠孝问题上的抉择是相联系的：或以仕显忠,或以隐明孝。诸葛靓并不能说是孝而非忠者,他出仕于东吴期间对该政权是忠诚的,而他对西晋政权并无效忠义务。     

康熙朝清准贸易与清准关系研究

清准贸易对康熙朝清准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引发了噶尔丹的喀尔喀战争和清准双方战争;另一方面,它又为康熙瓦解噶尔丹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康熙利用清准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准部贸易对象的转变最终达到了击败噶尔丹政策权目的.康熙的清准贸易政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羁縻政策有所突破,另一方面这一以夷制夷的清准部贸易政策也具有缺陷,它导致了清廷在内藩与属国和西洋国家关系上的混乱,往往拿处理内藩的方法去处理外部问题.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个共同代理的观点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共同代理人.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分析了三方之间的博弈,并着重从激励的角度讨论了中央是否应该限制地方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我们的模型表明,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互补时,地方政府与地方之间的交易能减少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成本,因而中央应该选择容忍；而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相互竞争时,该结论也有可能成立.最后,我们用这一结果解释了地方政府助推房价上涨的原因.     

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美国、日本和法国代表了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三种税权划分模式,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几点可供我国借鏊的经验:一是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与国家体制相统一;二是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应在宪法和法律的层面上加以规定;三是税收基本法规的制定权集中在中央,即使是有限的地方税收立法权也将受到中央严格的法律规制;四是注重税收司法权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的制衡;五是地方政府拥有稳定的主体税种,地方税体系成熟;六是中央政府掌握大部分税收收入,通过恰当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对地方税权的补充和制衡.     

书生立武勋——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湘军和太平军都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相对来说后者号称百万,人多势众,也更勇猛善战、意志坚定,可为什么最终是前者取得了胜利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般侧重于检讨太平天国方面的失误与不足以及抨击清政府的"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的无理干涉等,而很少从湘军入手,探求其究竟是如何战胜太平军的。其实湘军功成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本文仅就湘军领导层的认识和作为来作番探讨,以从一个侧面探讨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晋代史官选任制度考论

晋代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继承了曹魏始创的史官制度———著作官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史官的选任更为严格,但由于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受到了九品中正制的较大影响,许多士族子弟依靠门第得任史官,从而造成了晋代史官虽多但堪当史任者却相对较少,高水平的史著也不多见的现象。另外,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对南北朝亦产生了较大影响。     

危机中的变革——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满汉关系：以湘军为中心

清代前期中枢机构均重用旗人,部院各衙门也是如此。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将满清王公贵族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遂改变政策,允许各省就地筹饷,改非定额解款为定额摊派,这就赋予了各省督抚控制财政的合法权力,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宣告瓦解,人事权开始下移,原来行之有效的官僚制度不灵了。而部分军、政、财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从满人向湘军为代表的汉人转移,从而形成了湘军地方军事大员领导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司法的一体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