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以现代岭南文学为例

岭南独特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地理位置有利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萌生,现代岭南文学从发展初期就包含一定的后现代主义元素,但没有发展成彻底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一百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与现代岭南文学同行,参与了现代岭南文学经验的建构,也通过本土化成为岭南文学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现代岭南文学的发展历程,有助揭示岭南地方性文学经验与后现代主义的内在关联,彰显以岭南文学为代表的区域文学的独特价值和启发意义。     

江西诗派释名——以宋人的观察为中心

江西诗派是宋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文章通过对宋人使用“江西诗派”这一概念的情况进行梳理,揭示这一概念的出现及其内涵变化、丰富的过程,为全面理解这个概念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徽派古建筑与岭南古建筑的地域文化和艺术风格的异同

徽派古建筑和岭南古建筑是建筑史上的两个奇葩，两者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岭南古建筑所代表的岭南文化是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的“夷夏”文化交融形成的混合体——既带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又带有百越文化的余韵混合文化的产物。而徽派古建筑代表的文化也是山越文化和中原文化所形成的徽文化的产物。两类建筑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时代特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受中原文化影响极为相似。本文从地域、文化、风格三大方面对两类建筑进行比较分析，挖掘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用价值以促进现代建筑艺术风格、实用价值的多样性和发展。     

区域产业集群成长的地域依赖与内生机制——以“中国银都”永兴县金银产业集群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永兴县是享誉中外的"中国银都".本文阐述了永兴县金银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产业集群特点,通过对其形成的内生机制与地域依赖的重点剖析,指出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推进永兴县金银产业集群发展可资借鉴的对策措施.     

“贯通之以经术,弥缝之以渊元”——评林家骊《谢铎与茶陵诗派》

林家骊《谢铎与茶陵诗派》以明代茶陵诗派二号人物谢铎为研究对象,考证了其籍贯故里、家世、生平事迹、交游、著述编纂与流传、诗文系年等问题;把谢铎的研究和茶陵诗派的研究紧密相联,深入论述谢铎理学、史学、教育思想和文学成就;重点论述谢铎的文学理论和创造实践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证严谨,论述透彻;点面结合,浑融清晰;重点突出,内容丰赡。《谢铎与茶陵诗派》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中的空白,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文学地理研究中的作品分析刍议——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文学地理为例

通过阐述文学地理研究中有关地域文化的认识问题,指出对于地域文化的了解,受到文化变迁、社会总体知识水平和个人经历经验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又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诗歌为例,提出了一种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即按照创作地点将它们分为"在岭南"与"自岭南"两类,并比较了两类作品在表现手法上的差异,进而探讨了它们对于文学地理研究的意义.     

奇诡托讽与诗派建构——以韩愈、卢仝《月蚀诗》为中心

韩愈、卢仝的两首《月蚀诗》以奇崛诡怪的天象书写托讽现实政治,在韩孟诗派建构中具有独特价值。二诗共同面对两类"前文本":一类是以《削夺王承宗官爵诏》为代表的政治文本,另一类是唐人天学文本。通过互文关系的疏证,可以考明二诗均以元和四年至五年成德镇帅王承宗之乱为本事,托讽王承宗不尊朝廷、盗据藩镇,同时批判了观望养寇的诸军统帅。不仅如此,二诗同中有异,韩愈通过对卢诗讽"天"诗句的全面删削,实现了从技艺到话语的双重规训。由此可以窥见,韩愈所倡导的诗派气质,并未构成与敦厚诗教相对立的创作姿态,并不接受假借审美好尚对抗乃至消解伦理价值;相反地,他尝试以奇诡诗风开示古典伦理之诗性言说的又一法门,俾诗性之超越与德性之醇正交结共生。     

企业集群竞争优势与地域根植性的相关性研究

企业集群的竞争力源于其无法被竞争者模仿的独特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集群根植性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企业集群的竞争力及其流动性。本文深入分析了企业集群竞争力与地域根植性的相互影响,并就基于地域根植性培育企业集群的竞争力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论焦循文人悲剧审美的独特性——以扬州所演花部悲剧批评为例

乾嘉学派扬州代表性人物焦循对扬州所演花部尤其是悲剧的赞扬,体现了文人身份的审美内涵,尤其首次提出花部具有"忠孝节义"的特点,可视为抗衡官方话语的重要策略之一。焦循对花部悲剧的审美,不仅与花部剧作者及其观众所理解的悲剧审美不同,而且同时代文人的悲剧审美差别较大。这与各自不同的身份,以及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和面对社会压力的反映不同有关,同时体现出焦循文人悲剧审美在扬州剧坛具有开放性、鲜明性和时代性等重要特征。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东州逸党”诗人群创作考论

"东州逸党"诗人群出现于北宋真宗末年,是北宋第一个以地域命名并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诗人群体,主要活动于今山东济南、淄博一带,以奔放纵逸、不拘礼法闻名于世.其诗作或质朴无华或慷慨悲壮,无不显现出东州特有的精神风貌,迥异于当时诗坛华丽浮靡的西昆之风,开北宋诗文革新之先河.     

永嘉四灵诗派诗人考

本文从甄别江湖诗派与四灵诗派出发,藉助地方志、传记、诗人诗作等文献资料,钩稽出三十馀位隶属永嘉四灵诗派诗人.这一发现,证实了在南宋中后期诗坛,永嘉地方确实存在过一个人数甚夥的诗派,推翻了以往学界认为四灵人数太少、不足立派的成说.     

《冷斋夜话》与江西诗派

北宋诗僧惠洪的诗话著作《冷斋夜话》以句法探讨为中心,完整地记录了江西诗派重要的诗歌理论之一“夺胎换骨”,还有对句法、用事琢句法、影略句、句中眼等一系列句法的深入探讨和辨析,提出造语求新出奇,诗忌深刻等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斋夜话》为江西诗派作了一次理论上的总结,可视为江西诗派的诗话著作。同时这一诗话又提出若干不同于江西诗派的诗学观点,体现了惠洪作为诗僧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观照。     

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分析

中小企业群的形成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在意大利 ,中小企业群主要是由区域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推动的 ;在克罗地亚 ,中小企业群是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的 ;在香港 ,金融服务业的中小企业群是由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的。这些中小企业群的形成既有内生原因 ,也有外生原因 ,但内生原因是主要的。     

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     

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

哲学塑造了人格精神,人格精神又决定了诗文风格。 文风的走向就这样被学术的流变规定 着。元代诗文的发展与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沿着学术流变的线索来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线索,从而认识和界定元代的诗文流派,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和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元代诗文的发展就其主体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即前期的南北抗衡 ,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     

区域政府选择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

政府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经济组织,具有特殊的利益,既有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也有相应的目标函数。政府在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以不同的目标方式整合区域物质要素和人文要素。政府的行为方式主要分为福利型政府和经济人政府。不同的行为方式选择决定了政府对区域经济集聚的不同影响。     

清中叶山左诗人与性灵说

江南性灵诗说盛行的清代乾隆时期,山左诗坛则在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甲于天下"的极度辉煌之后逐渐趋于寥落,诗歌创作的重心移向南方。性灵说标举自我,张扬个性,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它在儒家文化深入人心的齐鲁腹地影响并不大,所影响到的是宦游南方的山左诗人,但即便在这样一个接受群体中,抵触也还是大于认同。这种现象体现了齐鲁传统文化与性灵说个性意识的冲突。     

论诗的审美标准--兼评"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

当今诗歌,否定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不关心社会,反意象,消解诗意,审美标准迷失、混乱,尤其是"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应建立诗歌共同的审美标准,以有利于诗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诗歌的审美标准是一、真、善、美.二、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或热情激荡、动人心.三、诗家可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