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伴随着罪刑法定主义的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全面覆盖了中国的刑法解释理论.罪刑法定主义其解释学理念在于:一则罪刑法定原则规定了刑法文本之本体论意义,从而即决定了刑法解释的目标与限度;再则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提出"合法性"要求.然而,罪刑法定主义自身的价值困惑,罪刑法定原则带给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困惑,不仅阻却了罪刑法定理想的完美实现,亦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陷入困境.因而,反思罪刑法定主义之合理性、论证罪刑法定原则之可行性,就成为刑法解释理论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起点.     

为“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视为物权”条款辩——兼与梁慧星先生商榷

物权法草案中关于"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视为物权"之条款几经删改,该条款存废争议的焦点在于其是否突破和违背了传统的物权法定原则,反映了立法界与学理界对物权法定原则及该原则之缓冲所持态度的差异.虽然新通过之物权法最终并未吸纳此款,但该条款仍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实际上,只要立法对物权性质作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界定,那么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就可以通过"法定的"物权性质而得到立法承认,就不会对传统的物权法定原则造成冲突,并且该条款的出台亦为物权法定原则之缓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论行政处罚法定原则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行政主体为实现其行政管理的目标,就要运用行政处罚权,行政处罚权的行使直接关系到行政管理相对人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实体权利。实践中违法、滥用行政处罚权的现象屡屡发生,严重损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为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我国颁布了《行政处罚法》,确定了处罚法定的原则,违法的行政处罚无效,使我国的行政处罚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然而,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又必须针对具体实际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在行政法学理论上已给予肯定。在行政处罚实施中,行政主体…     

跛脚的税收法定原则

我们目前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认识是:"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 税收立法技术原则".这是跛脚的税收法定原则.它不但使我们的认识和理论发生了混乱,而且使我们浪费了大量的科研精力,阻碍了对税收法定原则理论的一体化、系统性研究.这种跛脚的税收法定原则也根本担当不起指导税收一切活动的重任.因此,必须还税收法定原则本来的面目.     

执法创新背景下行政处罚契约化法律规制研究

当前,行政处罚契约化现象正以不同形式呈现。出于对行政执法成本的考量、被侵害人权益的保护以及行政执法方式创新等原因,行政机关越来越倾向通过行政处罚契约化来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这正是人民满意型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然而,行政处罚契约化存在一定的法治风险,需要建构其规制机制。在明确行政处罚契约化规制原则的基础上,可在《行政处罚法》第32条中增设一款,作为关于协商合意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规定,从而依次形成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协定从轻或减轻处罚和不予处罚的三种适用情形。还应从行政处罚契约化适用的启动条件、次数限制以及实施原则等方面,对其进行全方位控制,从而实现行政处罚“力度”“温度”和“法度”的融合。     

物权法定原则否认论略

物权法定原则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人们赋予其上的诸多功能或者说其的理论基础,并不具有或已经丧失。多元化的物权公示原则构成了对物权法定原则的致命的突破点。通过对物权法定原则的诸多功能的剥离、返还、替代和转换,可以取消之,而建立一个以物权公示原则为中心的物权法体系。     

罪刑法定原则司法适用的几个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在司法实践中须被贯彻和严格遵守。为了避免罪刑法定原则被司法虚置和K越,全面反映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要素和实践意义,要处理好罪刑法定和司法解释的关系,科学界定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确理解刑法中的相关条款,避免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界限。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确认及其特性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在保护人权和限制滥用刑罚权上的核心价值,国际社会首先在一些国际人权公约中确认该原则,并在涉及国际刑法规范的国际公约中融入该原则的理念和内容.后经过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国际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实践,<罗马规约>最终以专门条款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这标志着该原则在国际刑法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和深入的接纳,成为国际刑法的基础或核心原则.由于国际刑法在法律渊源、执行机制等方面与国内刑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并须兼顾罪刑法定原则在两大法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内容,国际刑法在确认和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时,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国内刑法,其具有自己的特性.     

再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在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和发展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该原则的合理内核是"法制原则(合法性原则)",这样的表述将会有助于中国刑法真正走上民族化、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罪刑法定与个案公正

公正是法永恒的价值和最高追求。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对罪与刑采取普遍适用的标准,体现了一般公正,但罪刑法定之"法"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式适用于一切案件,个案公正问题由此产生。刑事司法具有个案处理的特点,由法官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下,依据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来处理千差万别的案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罪刑法定之"法"的局限性可能损及的某些公正,其中公开、公平的诉讼机制的设立则是确保法官司法裁量权公正行使的最佳切入点。     

论物权法定原则的现代化发展——兼及对我国《物权法》第5条的理解与适用

物权法定原则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物权法律制度的建构基础.传统的物权法定原则的解释导致了物权制度的僵化,运行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弊病.而基于物权法定原则内涵的科学把握与现代化阐释,物权法定原则与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并不相悖.对我国《物权法》第5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必须坚持强制与自由和谐共生的理念,坚持物权法定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当事人可对哪些行政处罚说“不”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行政机关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受罚当事人可依法说“不”。 当事人可以对下列行政处罚说“不”字。 (一)行政拘留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其他行政机     

“作品类型法定原则”批判

"作品类型法定原则"认为,不属于著作权法法定类型的表现形式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该原则颠倒了作为第一性存在的作品与作为第二性存在的著作权法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创作规律,误读了公约及相关立法例对作品的定义及示例规范,不利于文化产业发展和著作权法立法宗旨的实现,属于典型的著作权法家长主义。未来著作权法应以更为明确的方式建立开放式的作品类型示例模式。     

不予行政处罚行为的确定

新《行政处罚法》拓展了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不予行政处罚行为是具备责任能力的当事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事实成立,但依法应当或者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从形式上看,不予行政处罚行为是非常轻微的违法行为;就实质而言,不予行政处罚行为是没有危害性的违法行为、没有处罚必要性的违法行为或没有主观过错的违法行为,具备了违法性却欠缺了当罚性。基于“违法非常轻微”的形式特征,法定责任为人身自由罚、资格罚和较大数额财产罚等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处多种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故意实施而且主观恶性较大的违法行为,以及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不是不予行政处罚行为。同时,结合和运用一线执法经验,从法律、法规、规章的“责令改正”规定、“可以处罚”规定、对当事人主观过错的特殊规定中发现不予行政处罚行为。     

多次犯立法中行政法与刑法交叉问题研究

多次犯属于行政犯,是行为人实施违反行政法规范之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后,又再次实施违反行政法规范之行为,而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形态。现行多次犯立法存在处罚范围规定过于随意、入罪条件规定过于混乱、规定不成体系及立法定位有缺陷等问题。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应当设置多次犯立法一般性的指导,原则上将2年实施同一行政违法行为受过2次行政处罚后又实施该违法行为的形态认定为多次犯。为贯彻特定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可对2年2次以明文规定的方式予以突破;多次犯立法的优化在行为模式方面应坚持"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原则,在法律后果方面要完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折抵制度;多次犯立法应采取独立于刑法典的轻罪法或违反秩序法形式。     

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范围扩张及其限制

目前关于补充设定权条款的解释，主要存在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两种解释路径。限缩解释者认为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仅限于“上位法对已规定的违法行为没有规定具体处罚措施”;扩张解释者认为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并不限于上述类型，还包括“下位法认定违法行为”及“设定行政处罚”。围绕这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理论和实务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通过解析补充设定权条款的含义，可以发现补充设定权条款的限缩解释虽然有助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但并不符合该条款的规范意旨，亦不符合该条款“合理配置立法权、调动地方立法积极性和规范失信联合惩戒”的功能预期。不过，为避免重演《行政处罚法》颁行之前各地乱设处罚的历史，在承认下位法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范围扩张的同时，还应对下位法补充设定行政处罚进行事项限制和比例原则限制。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 ,完善了我国刑法典 ,这无疑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已经得到很好的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既需要人们观念的更新 ,又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我国刑法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而有一劳永逸之感。     

实体刑法视野下的“有利于被告”原则

实体刑法视野下的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出现刑法无明文规定、刑法规定模糊不清和规定相冲突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该原则可以从刑法的制定、刑法的机能和价值、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统一等方面找到理论根据.     

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中国古代人身权利保障原则的新仁学思考

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中国古代人身权利保障原则的新仁学思考杜钢建在人身自由保障的理论原则中，无罪推定和罪行法定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具有衍生性的原则。从此二项原则中，可以推导出其他一系列有利于保障人身自由的原则或规则。无罪推定或无罪假定原则最早产生于中国...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兼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