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妙玉──“红楼”裙钗中最为独特的一个

妙玉是《红楼梦》中最为独特的悲剧典型,此展示了世俗之外那半边世界里青年女子的悲剧命运,她与“红楼”众姐妹共同构筑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社会大悲剧。妙玉的存在,使“红楼”女子系列更为完整,使“红楼”悲剧更为深刻。本文从特殊的身份,矛盾重重的人物、存在意义三方面对妙玉这一人物作了些探讨。     

近代中国对“自强”之路的探索与新式女子教育的兴起

在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祖国“病弱”之源、寻求国家自强之路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兴办女子教育的历程。经过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世纪初，女子受教育的权利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国家法律的认可，从而为妇女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妇女彻底解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关东州”的女子教育特点

在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时期 ,“关东州”的女子教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作为日本殖民地教育样板的“关东州”女子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表现为女子初等教育的平等性 ,中高等教育的不均等性 ,职业教育的不均衡性。这既是日本本土近代重视文化教育传统在新拓殖民地的一种延伸 ,同时也有其直接的目的 ,即把女子培养成为殖民统治所需要的贤妻良母。由于殖民教育体系的双轨制 ,大多数中国人女子被排斥于学校教育之外。“关东州”的女子教育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     

从“朋友”到“敌人”: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和埃及关系问题

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身份政治理论为研究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969年利比亚爆发革命,以卡扎菲为首的一群青年军官掌握政权.革命初期,利比亚同纳赛尔统治的埃及建立了积极的身份认同,两国关系是“朋友”;1970年,萨达特担任埃及总统,两国建构的积极角色身份开始土崩瓦解,随着十月战争的爆发,演变为“敌人”.本文借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以身份为工具,将埃及、利比亚关系作为关键变量,评述十月战争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     

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

梁启超在维新运动时期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批判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和“女子智力低于男子”的谬论，主张女子应与男子一样受教育，并论述了女子教育对于女子自立、下一代的教育及健康成长以及民族国家的强盛的重大意义；提出了“相夫教子”、“兴国智民”的女子教育宗旨；提倡兴办女学，并拟订了第一部较为详细的女子教育办学章程；提倡女子社会教育，反对女子缠足，提倡女子参政。     

学习“七一”讲话精神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建设的大方向,即“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要以“三个代表”为根本指导思想,使学校教育真正走进社会,走向经济战场,使教育真正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要方面,使师生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实践者.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从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着手,把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好.     

从“被表达”到“我表达”——试论中国“杀马特”青年文化身份的嬗变

中国“杀马特”青年群体发展初期,由于国内文化环境相对闭塞、信息传播有限以及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原因,“杀马特”青年群体一度在身份意识上处于被表达、被定义,甚至被严重曲解的境地,造型夸张、举 止怪异成为这一群体的身份标签。自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传媒的高速发展、商业利益的推动和公众参与社会变革主体性的增强,“杀马特”青年群体社会身份认同的诉求显著提升,其身份意识经历着从“被表达”向“我表 达”的深刻变化。     

再创的传统——“贤妻良母”与蒙古族女子教育

"贤妻良母"是近代日本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挖掘出来,并随殖民教育逐渐波及到亚洲国家的"再创的传统"。本文通过分析"贤妻良母"话语与概念之间衍变的关系以及对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的影响,揭示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所呈现的不仅是培养了有知识的"贤妻良母",而其背后的复杂现象,特别是出现男女分工模式的松动及婚姻规范的重组,使蒙古族女子教育本身有了更深远的意涵。     

“中外女子大学校长论坛”隆重召开

为加强女子高等教育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推动女子高等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中华女子学院于2009年10月18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主办了以“全球化与女性高等教育”为主题的“中外女子大学校长论坛”。     

“互联网+教育”时代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转型

“互联网+教育”是以创新发展和改革开放为驱动力,以互联网新兴技术整合教育内外维度,推动教育颠覆性发展的一种教育新形态.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中国比较教育学迎来了学科的转型:研究目的强调服务本国教育与推动世界教育发展并重,研究对象从“大国中心”转向“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并重,研究方法强调“互联网+”背景下的比较性思维与视野,人才培养注重数据分析能力和国际教育交流能力.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过去"的性质与"信古"、"疑古"两种史学态度的扬弃(下)

文章依据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过去”（即历史）问题的看法，即所谓史学中的事实只不过是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人们对于其“将来”的规划所调节，力图揭示史学研究的一个潜在性质：无论知觉与否，“求真”之真，将随着人们对“将来”谋划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永恒的原子事实。根据这个性质，扬弃“信古”与“疑古”两种史学态度，说明“层累历史”现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肯定“层累历史”的价值。在结语部分，则逻辑地提出“基于将来的释古”的史学研究命题。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