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屈原给弟子的思考提纲

对屈原为何而作《天问》,历代都有争论。《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研究屈原思想的重要史料。因而,弄清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一、关于《天问》的主题要辩明屈原为何作《天问》,须先辩明《天问》的主题。王逸首先提出“舒愤说”。他说《天问》是屈原放逐后,看见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叙》)。王逸是东汉人,他的《楚辞章句》是较早的     

《天问》题义新解

什么叫“天问”?自东汉王逸首倡“天问”就是“问天”之说后,古今楚辞研究者对“天问”二字的解释始终囿于一个“天”字而不能自脱。其实,“天问”的如此释义与《天问》的实际内容差距很大。《天问》问天的部分在全诗里所占的比例极小,而问人的部分则很大。林云铭说;“兹细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之兴亡作骨。”(《楚辞灯》)他不以“天”为全诗之“骨”是有眼力的。更何况在屈原的眼里,“天”根本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至贵者。《天问》里对“天”的质难信手可摘,什么“天命反侧”、“帝何刑焉”、“帝何竺     

《天问》校读

《楚辞·天问》有句云:“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一、二句叶韵(宵部),三、四句叶韵(阳部),而二、四句不韵。游国恩《屈原作品介绍·天问》云:“(《天问》)亦有两句为一韵者,其例绝少。”(载《楚辞论文集》)盖即指此。然此绝少之处,实有乖于《天问》叶韵的通例,疑有错简。     

从《楚辞集注·天问篇》看朱熹的哲学

《楚辞集注·天问篇》,是南宋朱熹对屈原《天问》的注释。《天问》作为一篇哲理诗,在整个楚辞中别具一格。朱熹对《天问》的注释,诚然涉及到文学、历史种种问题,在整个《楚辞集注》中也主要是一篇哲学作品。人们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朱熹研究《天问》的长短得失,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朱熹哲学的某些特色。因此,研究屈原《天问》者,《集注》此篇不能不读,研究朱熹哲学者,     

巴蜀神话始源初探

巴蜀神话始源初探贾雯鹤一、试析“禹要涂山氏”的文化蕴涵《尚书·皋陶漠》载禹曾云：“予创若时，娶于山。”此外，《楚辞·天问》、《吕览·音初》、《世本·帝系》等篇都曾记载“禹娶涂山氏”的神话传说。然而，涂山的地望却成了千古聚讼的问题。晋人常璩《华阳国志·...     

从《楚辞通释·天问篇》看王夫之的哲学

《天问》是屈原的一篇奇特的哲理诗,通篇问难,没有一个答案。因此,任何人注释《天问》,不管主观上愿意与否,都不能不暴露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王夫之是一个兼有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多重资格的思想家,透过其《楚辞通释·天问篇》,人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考察其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由于《天问》本身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通释·天问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夫之其他哲学著作的补充,因此它在哲学史上也有重要的价值。     

古代宇宙论的一场探索——从《天对》和《天问注》看柳、朱宇宙论的异同

《楚辞灯》的作者林云铭说过:“一部〈楚辞〉,最难解者莫如〈天问〉一篇。”诚非虚语。就《天问》本身来说,难中之难者,又莫如对宇宙天体形成及其结构模式的追诘。历史上注释《天问》的人很多,但不少注者不能得其要领.认为屈原撰写《天问》,只是“呵而问之,以谍愤懑。”殊不知,屈原实际上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索世界之本原,追询宇宙之演化。 历代注家中,能够打破对字法词义诠释的局限,而从哲学和天体科学的高度,对《天问》中有     

《招魂》作者补证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向有二说:一种观点认为,《招魂》系屈原所作。首倡此说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里虽未明言,但他把《招魂》置于三篇屈作的中间,并称“悲其志”,可见是视为屈原之作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招魂》系宋玉之作。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     

王船山《九昭》试论

<正> 《九昭》是王船山晚年的重要诗作,收在他1635年完成的《楚辞通释》卷末.王船山之所以写这首诗,诗前小序有所说明:“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爱作《九昭》……以旌三闾之志.”明白地说,就是他在通释楚辞的过程中,有感于自己事南明桂王的一段经历和心志与屈原有类似之处,于是仿效屈赋作此篇。诗篇采取代屈原自白的方式,又于诗句后自加诠释,都是为了便于借屈原写他自己.撰写这种“仿骚体”的诗,早有先例。稍后     

《天问》主旨探析

《天问》主旨探析鲁庆中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作家心灵的象征，作家的心灵就表露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屈子的心理矛盾———天命观念和理性的冲突———反映到《天问》中就成了《天问》的主要文本意旨①。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天问》的主题。我们也按照一般的对《天问》内容...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台湾陈怡良教授楚辞研究述评

台湾成功大学陈怡良教授从事教学与研究四十余年,在楚辞研究和楚辞学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撰写出版了《楚辞天问研究》、《屈原文学论集》、《屈骚审关与修辞》三部楚辞研究专著,发表了数十篇楚辞研究论文。他的楚辞研究既注重楚辞文本的研究,也注重楚辞背景的探讨,视野宏阔,引证丰富,善于在融会古今学人成果的基础上守正出新,是台湾楚辞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之一。陈怡良教授不仅在楚辞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给大学生、研究生开设楚辞专题研究课程,积极鼓励学生研读《楚辞》,指导楚辞学硕士论文七篇,博士论文两篇,是目前台湾地区培养楚辞学硕士和博士最多的学者．．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楚辞五体源流论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确认了屈原作品的具体篇目,由此奠定了中国楚辞学的基本格局.根据战国时期的著述署名习俗,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来看,战国楚辞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汉人确认的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应该是战国南楚辞赋的合集,它像战国子书一样,署名权属于南楚诗坛盟主屈原.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存战国楚辞作品可以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楚歌五种体式,每一种体式都各有自己的源流.恢复战国楚辞多元发展的原貌,将某些作品与屈原进行剥离,有助于建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     

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的编辑出版及其历史意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楚辞通释》保存有完好的辅文、正文,由此可知该书之刊刻缘起、选编及其编辑出版过程,《序》与《序例》所蕴含的船山屈子情结,说明船山借屈子以言志的《九昭》是《楚辞通释》不可分割的重要篇章。     

招魂—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

<正> 《楚辞·招魂》,到底是谁作来招的谁魂的,自古迄今,其说纷纭。第一个就此发表过意见的人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屈贾列传》中曾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确指《招魂》为届原所作。只是他未就作来招谁之魂,说明已见。迄至后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异说遂起。据我所知,其说大约有五。(1)宋玉招屈原生魂。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     

《天问》的博问与多重价值

一《天问》的创作与“呵壁说”的新驳议《天问》是古黄文学中类型最奇特、内容最难懂的一首诗,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天书”。它在长度上仅次于《离骚》,通篇以问句构成,广泛涉及宇宙、神灵、万物、历史、政治、人生的问题。如此气势磅礴的长篇问句体诗歌,中国诗史上绝无仅有,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关于《天问》的创作,流传最广影响至深的说法是“壁画题诗说”,亦即《天问》是一系列壁画题诗的拼接。此说源于后汉王逸《楚辞章句》的《天问》前序,文云:     

《天问》“东流不溢”集解

《楚辞·天问》曰:“东流不溢,熟知其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谁都知道江河滔滔、日夜东流,可是大海为什么总是不满不溢呢?屈原在《天问》中提出这个问题,说明诗人不但观察细微、善于思考,而且富有探求自然奥秘的科学精神。大约在很早以前,人们已经注意到“东流不溢”的现象,但谁也说不清这其中的原故。《列子·汤问》曰: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简册制度与《天问》的错简问题——以《天问》“女娲有体”句为中心

《天问》的错简问题十分复杂,有无错简,错简应该如何整理,存在很大争论.纵观《天问》错简研究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学者对《天问》错简的整理往往“以意为之”.本文根据古代简册制度,结合出土简册实物和《楚辞》文本传承情况,对“女娲有体”等句进行分析,发现相关语句在王逸之前可能已经被错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应当成为《天问》错简研究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