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温情——萧红、迟子建死亡意识之比较

萧红和迟子建是东北两位杰出的女作家,对故土的眷恋与深情是她们作品的共同底色。但当以死亡作为切入点,关注黑土地上人们的生存样态时,两位作家一个更多地描述非常态的死亡,一个表现常态死亡;一个凸现了死的苦难,一个营造了死的温情;一个体现出惨烈的哀伤之美,一个彰显着超然的和谐之美。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创作主体人生经历、审美意识及时代背景的不同。     

心灵的妙悟--论萧红与佛学的沟通

坎坷的人生经历 ,引发了萧红对人生命运的思考 ;人生体验在心灵深层沉积 ,使萧红的作品闪现出对于生命的哲思和彻悟。这份来自于生命本原的体悟 ,使其精神意识与佛家学说沟通起来     

童心映照的自然之美--萧红、迟子建比较论之一

本文主要论述了萧红与迟子建笔下自然美的特点,认为她们善于用儿童视角去观察和描绘自然,能以童心的纯洁、美丽、自由与舒展去映照自然,尤其注重在描绘自然时表现儿童特有的幻想、生机与灵性,这使她们笔下的大自然显得特别明丽、新鲜、生气勃勃,能给人们心灵以永久的温暖与抚慰.     

双重边缘化的女性书写——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

对于女作家迟子建,评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她讲述“北极村”童话而形成的鲜明的地域文学特征,对于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却常常视而不见。作为一名出色的女作家,迟子建一直在进行一种女性书写。她不仅用一种远离都市喧嚣的纯净的乡野声音讲述故事,也在用远离男性理性话语的女性声音讲述故事,这种女性书写绝不仅仅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女性书写。除了叙事风格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外,迟子建一直关注处于边缘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而迟子建的女性意识又同那些具有“仇男情节”的女性作家不同,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性别战争,放眼到人类的整体生存上。迟子建的小说告诉我们,生命永远是缺失的,在坎坷的生活中,与女性对立的绝不是男性,而是生存本身。     

萧红生命意识中的父亲情结与祖父情结

本文探讨了萧红生命意识中的父亲情结与祖父情结问题 ,认为 :由憎父情感、恋父倾向矛盾交织而成的父亲情结 ,使得萧红在向男权社会猛烈抗争的同时 ,又从成年男性那里寻求父爱的补偿 ,而祖父情结则一方面强化了她的渴望心理 ,一方面又为其提供了理想之爱的标准、尺度 ;由此而成的女性意识与行为背离铸就了失败的女性萧红、成功的作家萧红、特异的“这一个”萧红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

萧红与张爱玲都有很强的女性意识,她们的作品都是以女性视角去观察、体验和判断。萧红关注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认为女性的悲剧是女人的“第二性”性别造成的;张爱玲对女性的心理痼疾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认为妨碍女性解放的是女性在长期的男权统治下形成的不自知女奴意识。     

萧红的女性意识与艺术审美创造

萧红短暂的一生,以其特有的敏感和艺术天赋,更以觉醒了的知识女性的眼光,审视传统社会中国妇女的生存困境,展示她们在多重压迫下的非人生活。她讲自己对女性社会地位和人生角色的关注与思考融入创作,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揭示她们的悲剧命运,反思她们的精神负荷,挖掘旧时代妇女苦难的深层原因。本文主要就萧红的女性意识对人物塑造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文体的抒情性与女性意识的关联进行分析。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荒诞意识

荒诞意识是张爱玲小说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生命存在的偶然性、人与外部世界的割裂、生存的无意义及人与自我的离异等等。张爱玲笔下的荒诞图景．是她对充满非理性世界的一种理性的把握,是一种彻悟。     

解构男权：萧红小说中男性形象解读

萧红是以现代女性的眼光去观察、描写男性,同时以现代女性的心灵去感受男性的,因而她笔下的男性形象与男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很不相同,与古代女诗人、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也不相同.萧红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常见、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乡土农村的愚夫.另一类是处于城市文明中的市民知识分子.萧红对以上两类人物的群像式的刻画,不仅表现了对下层人民悲剧命运的深切悲悯,而且反映了她作为一名敏锐深刻的现代知识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批判与嘲讽以及对男性英雄神话的解构与颠覆.     

张力与和谐:东北女性乡土抒情文学的两种美学建构 --萧红、迟子建创作审美风格比较

近年来,有研究关注到萧红与迟子建这两位东北乡土作家创作风格的相似,但与此同时却忽视了二人风格追求本质上的不同.本文认为,作为相隔半世纪之遥的两位东北故土的书写者,萧红与迟子建二人的创作,一个表现为张力之美,一个表现为和谐之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实际上为东北乡土抒情文学树立了两面风格迥异的美学旗帜,而这恰恰是被当前萧红与迟子建比较研究所遗漏了的.     

论丁玲与萧红小说的不同思想风貌

丁玲与萧红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一,丁玲的个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相互交错、此消彼长;萧红由一位激进的左翼作家转变为自由撰稿人。二,丁玲顺应主流意识需要刻意展示农村革命进程与农民心理变迁,萧红关注东北农民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革命意识与民族意识觉醒。三,丁玲依据政治理念,从社会分析角度对生活作出评价;萧红从生命体验出发描摹农民生存状态。     

迟子建小说乡土情结的诠释

迟子建对她的故乡充满眷恋,她的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写故乡的人和事,她正是带着《北极村童话》走上文坛的。她用充满人性关怀的抒写,在温婉的诗情中表达对故乡人命运的关注,赞美他们与自然之间血亲相连的生存方式。在洞察人生苦难的真相后,她努力寻找承担苦难的力量,于是她发现了乡民简朴的生活中流淌的人间温情。正是这种温情的笼照和滋润,迟子建的乡土世界才具有了纯净的品质,她的乡情才得以重构。     

孤独而无望的女性生命存在——萧红小说生命哲学意蕴解读

萧红终其一生陷于孤独与寂寞之中,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一种“生死场”上的孤独体验。正是对这种过于沉重痛楚的生命孤寂体验的承载,使萧红可以从自己的女性立场出发,感同身受地唱出挣扎在生存与死灭之间的女性悲歌,展现出女性孤独而无望的生命存在,透露出一个真正现代人对于生命存在、尤其是女性生命存在的深在思考。     

论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

余华对暴力的关注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解读,其小说中的暴力描写不再注重于简单的历史结论,而是深入到历史的背后和人性的潜意识,对人的本能的攻击性及其相应的暴力性行为进行真实的还原,从而揭示那些导致暴力性事件的人性的必然性因素。如果说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揭示了人类审美行为的另一面,那么它对死亡的关注则显示着人的生命的另一极。在余华的小说中,生与死作为人生的两极构成了一个宿命式的循环圈,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寄托,死亡的过程与瞬间是人生宿命的一个聚焦点。其小说从不同的人称和视角展开死亡叙述,对死亡作了不同侧面、不同意向的表现。     

创伤的言说：迟子建小说中创伤型人格探究

创伤经验的言说是迟子建小说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从中透视出其小说的审美价值。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分为个体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与之相对应,也形成对创伤修复的三种方式。从个体创伤与审美修复、集体创伤与共同记忆塑造、文化创伤与文化反思等三个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进行阐释,全面呈现出迟子建小说创伤维度具有的深层意蕴。在创伤型人格的塑造中,迟子建对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经验感悟油然而发,也体现出迟子建小说以小见大的写作特点。迟子建小说创伤型人物的塑造,秉持着“忧伤而不绝望”的创作宗旨,每个创伤人物最后都会获得创伤的修复,从而让人们在悲伤中看到生活的希望。     

蓝色舞者的孤独飞翔——陈染小说创作中的生命“残缺”意识

陈染凭借个体生命的体验,对人类精神与情感的"残缺"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认识,在她的小说中,充满了一个个因生命"残缺"而孤独、幽闭、叛逆的女性形象.这种生命"残缺"意识与女性意识、孤独意识紧密相连,她试图通过女性写作实现女性自我的确认,在孤独之中追寻灵魂的完整,探索人生的终极意义.虽然,她的小说因为性别的强调而突出了孤独,丧失了完整的生活空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女性生命"残缺"的执著抒写,使她实现了对"残缺"的认同与自我的承担,实现了女性灵魂的飞翔.她笔下的"残缺"也因此化作一种苍凉、旷远、永恒的美.     

萧红的小说世界

萧红小说浓郁的故乡情结、生命意识,反映了其小说世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悲剧美的艺术特色。作家对故乡深切的眷恋与怀念已超越时空界限,成为人们对人类精神家园永恒的追求与向往。     

论《生死场》的悲剧意识和女性关怀

萧红的《生死场》展现了北方农民奴隶般的生存状况和苦难的命运遭际 ,小说流贯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意识。同时 ,作为女性作家的萧红 ,又将这种悲剧色彩涂抹到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与关爱上。     

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蕴

女作家萧红是一个有着自觉的主题意识和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自身坎坷曲折的经历使她有了看待生活的独特方式和对人生的独特发现,这既形成她小说悲剧意蕴的重要基础,也与当时的生活现状及审美的时代特征不谋而合,也因此,萧红的小说充满了悲剧意蕴.     

短篇题材的重写:萧红居港期间的小说创作

萧红居港期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三个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和一个口述小说《红玻璃的故事》,可说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涉及重写短篇题材。这一独特现象为人们考察萧红居港期间的创作自觉意识及其民族性思考提供了解读的空间。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中的有二伯和磨倌等形象进行了再造与重写。在小说重构过程中,萧红游走于情感诗意与理性概括之间,叙述视角、立场和表现主题亦发生相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居港时期的小说创作题旨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她如何执着于作家姿态的独立性,而成就了她在居港期间小说创作的独特性。